“路透社消息，中共‘十八大’可能延期至2013年春天召開。”2012 年的權力鬥爭遠不是分裂的終結，而是統治集團大分裂的開始。舊秩序內在崩解的聲音已經隱隱傳來

梁聞道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

本文刊登於第15期《社會主義者》雜誌上，如有意訂閱《社會主義者》雜誌，請email: [email protected]

中國共產黨原定於2012年春天召開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十八大”），會議將決定中共新一任領導層和執政集團未來的發展方向，而引起世人廣泛關注。但根據路透社和不同管道的消息，由於中共高層內部鬥爭激烈，“十八大”可能延至2012年底乃至明年春天召開。

今年伊始，中國政治局勢就出現了戲劇性變化。2月6日前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長”打黑英雄”王立軍因出走成都美領館遭北京政府調查。3月15日，王立軍上司政治局委員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職務；4月10日，原有望在”十八大”晉升新一屆最高領導層的薄熙來因違紀被免去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接受調查，其妻子薄谷開來涉嫌殺害英國商人(Neil Heywood)而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標榜”唱紅、打黑、共富”而喧囂一時的”重慶模式”由此宣告終結。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與世界銀行聯合發佈《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明確提出，”在經歷三十多年高速增長之後，中國已經到達另一個轉捩點，需要再一次進行根本性戰略轉變。”報告提出到2030年，中國國有企業占國民經濟的比例要從當前的27%降至10%左右。中共當局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私有化制度）的企圖昭然若揭，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更在其任期最後一年高調宣佈”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就奮鬥一天。”兩會過去不過月余，各地金融特區的改制如火如荼，民營化（私有化），外資引入，以大改小，管理收購，大連、天津、南京、上海、杭州、溫州、廈門、廣州、海南，乃至西安、重慶等地，地方省市紛紛推出所謂的金融體制改革。

三十餘年前，曾經閃亮無比的改革開放，終於進入了最後“瓜分盛宴”的瘋狂期，也將走到了其歷史命運的盡頭。

全民共識的改革開放？

歷經”大躍進”、”反右”、”四清”和”文革十年”，中共建政27年，在一党官僚專制統治下，僵化的計畫體系導致經濟發展極不均衡，政治動盪混亂，內部鬥爭頻頻。官僚集團曾有的”革命理想”已化為烏有，而眾多普通民眾也仍處於貧困之中，整個社會的政治熱情已經耗盡。

1976年，周恩來逝世，數百萬群眾參與”四五天安門運動”，明確反對毛澤東和”四人幫”為代表的中共黨內”造反派”出身的新官僚的專制統治，遭到嚴苛鎮壓。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保守派”華國鋒與官僚集團代言人葉劍英和鄧小平等密謀政變，”造反派”新官僚遭到殘酷清洗。

為維持統治，走出”毛澤東時代”和”十年文革”進行變革成為了當時中共黨內官僚主流和相當多數底層民眾（至少是默許）的”共識”。但這一”共識”並非是如何進行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的共識，更不是對於三十年後今天的”資本主義復辟現實”的共識。

當時中共官僚集團內部也對於如何進行”變革”和”變革”的方向沒有明確的認識，這也是為什麼鄧小平和陳雲（時為中共黨內二號人物）會提出”摸著石頭過河”而充滿實用主義的口號。

1978年，鄧小平等中共黨內資深官僚挫敗”保守派”的華國鋒等人執掌中共大權。同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舊理論，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為此後34年中國進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市場經濟制度全面贏得統治地位奠定了理論基礎。

但是，即使中共統治集團內部對於如何走出”毛澤東時代”的具體路徑也頗多爭議。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支持了趙紫陽和胡耀邦等黨內相對右傾的”開明派”的主張，希望積極推行與西方接觸、引進外資和更加市場化的”改革開放”，並同時推動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

而當時陳雲為代表的”保守派”主張在官僚計劃經濟控制下，逐步推行有控制的市場化，之後還提出”鳥籠經濟”的構想。”保守派”的這一路線也絕不意味著要徹底回到此前絕對的計劃經濟狀態，而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混合體，也即國有經濟為主體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這也成為兩種”改革開放觀”的肇始。

“改革開放”的第一次危機與1989民主運動 

隨著市場化的”改革開放”逐步推行，官僚階層及其家屬利用權力中飽私囊，新興資本家群體通過原始資本積累逐步形成，外國資本大規模進入，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社會中貧富分化和階層對立日益明顯，底層工農深感民生痛苦。民眾極為厭恨特權腐敗與官僚專制；學生要求民主權利的呼聲不斷，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各地屢現學潮和工潮。

知識精英和特權階層則日益受到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影響，體制外資本家群體也開始主張自身的政治權利。黨內”開明派”與”保守派”鬥爭日趨激烈和公開化，趙紫陽為首的右傾力量也越來越不滿於”保守派”對其推行”改革開放”的限制與羈絆。

改革開放進入其第一個瓶頸階段，中共統治集團趨於分裂；各種利益糾葛和矛盾衝突堆積，只待合適時機的爆發。

1989年4月到6月，遭排擠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引發全國性學潮。在運動初期，仍是知識精英控制的學生運動，並且得到了趙紫陽為首的”開明派”的暗中支持。隨著運動的發展，工人階級日益組織化介入運動。這場全民性民主運動已逐步脫離中共”開明派”與知識精英階層的控制，正從黨內的路線鬥爭與權力鬥爭發展成為真正挑戰中共集團統治的政治危機，當局將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相提並論。

“開明派”中鄧小平為首的力量和”保守派”唯恐局面失控，兩敗俱傷；因此重新整合達成共識，不惜調動數十萬野戰軍於6月3日深夜到6月4日對群眾運動進行鎮壓。數百人到數千人死亡，數萬人被捕；其中多數死者和被捕者為赤手空拳阻擋軍隊戒嚴的普通工人與群眾。

以趙紫陽為首黨內右傾”開明派”本企圖挾持民意挫敗黨內的”保守派”，進一步”深化改革”，反而殃及自身。趙紫陽被軟禁，大批體制內外的精英或遭監禁、或流亡海外、或離開體制。

“鄧小平南巡講話”與”堅持改革開放”

長安街的槍聲中，柏林牆的瓦礫下，百多年共產主義的理想化為烏有。前蘇聯和東歐等所謂”共產主義國家”（官僚專制的畸形工人國家）紛紛土崩瓦解、改旗易幟，而中國披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馬甲，走上了”專制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資產階級高高舉起”新自由主義的利劍”砍斷了”史達林主義的繩結”，卻志得意滿地宣告：”社會主義的死亡”與”歷史的終結”。

“六四”鎮壓後，雖然陷入危機中的”改革開放”殺出了一條血路；但是國內經濟停滯，國際上被孤立。1989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只有4.1%，1990年為3.1%，兩年內有超過100萬家無力經營的企業被強迫關閉，為文革結束以來經濟增長最慢的兩年。以陳雲為代表的中共黨內的”保守派”主張”反自由化，反和平演變”，再提”兩種改革開放觀”的爭論，意圖重新將經濟模式導向可控的官僚計劃經濟。

如果二十年前的1992年秋天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保守派”的主張得到確立，那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將中途而廢。1992年春，為擺脫僵局，已辭去所有黨政職務年屆88歲高齡的鄧小平乘坐軍艦南下了武昌、廣州、深圳、珠海與上海等地，花費月餘時間推動”深化改革開放”，明確提出”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這也就是著名的”南巡講話”。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寫入黨章，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同時停止了更為右傾的”開明派”所推動的政治改革。

此後二十年，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旗號庇護下，得以所向披靡，一展宏圖。一方面，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政府財力雄厚、看似國力昌隆，甚至提出”和諧盛世”的口號，但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以階級對立嚴重、官僚腐敗不堪、環境嚴重破壞為代價，也正遭遇民眾愈來愈激烈的抵抗。特別是在江澤民與朱鎔基主政期間，2001年中國政府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2002年中共修改《黨章》後，在經濟上全面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在政治上公然篡改了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則。資本主義復辟之路已是覆水難收。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起，全國各地開始出現大面積農民反抗強征土地賦稅和暴力計劃生育事件，數千萬城市國有企業工人反對國企私有化和下崗運動，以及數億農民工反抗血汗工廠殘酷剝削和爭取工人權利的鬥爭。近年來民眾不堪忍受的反抗日益激烈與頻繁，各種群體性抗爭與罷工已經達到每年20萬起左右。

配合經濟基礎的巨變，上層建築的“偷樑換柱”也早已悄然開始。自由主義者們高喊著“解放思想”的口號卻專制地壟斷了話語權；“非政治化”成為了全球普世新自由主義者們的口頭禪，而“不爭論”更成了中國右派精英們的“尚方寶劍”。一方面，中共統治集團為了維持統治的合法性，仍然身披“畸形工人國家的外衣”（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尚未褪去；而另一方面，為確保資本主義復辟的長驅直入，必須對曾經佔據主流的意識形態進行顛覆，消解既往歷史性的結論（無論其正確與否）——也即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與革命思想進行徹底解構。新民國終於在中國大地得以復活。

距離產生美。借古諷今成了所有對現實不滿者——今天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左傾民粹主義者——共同使用手法。差別不過是，一個將上世紀初的民國描繪成自由競爭，民主康樂的“失樂園”，另一個則將上世紀中期的毛時代中國打扮成正義平等、天下大同的“人間天堂”。

“改革開放”第二次危機與”重慶模式”的興衰

“一切現存的東西，都要死亡。”（《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馬克思）

2007年末到2008年，全球性資本主義危機首先在美國爆發，接著席捲全球，迄今危機仍在廣度和深度上繼續發展，並日益影響到經濟趨冷的中國。這場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也宣告了世界性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徹底破產。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國內社會矛盾激化，貧富分化嚴重，正從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國家之一迅速變成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一黨專制統治下，中國民眾對於改革的發展路徑無絲毫發言權，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成為了”改革詛咒”的犧牲者。改革開放成為官僚集團和權貴精英們單方面壟斷的話語權，成為加諸於民眾身上野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代名詞，改革共識已死。

面對內外危機，既得利益集團和特權階層面對危機採取了不同的立場，並日益分裂。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往往起源于基層官僚隊伍，依靠資歷而晉升到目前的位置。在與由”太子党們”發展起來的國家資本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競爭之時，以溫家寶為首的派系所依賴的支持基礎多來源於體制外的中小資產階級和自由派學者；所以，”繼續改革派”更希望繼續推行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而更傾向與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制度。如近日溫家寶大力抨擊國有銀行壟斷，要推動民營資本進入銀行產業，並首先允許溫州和深圳（前海）等地推動自由化金融改革，允許機構與個人進行外匯對外投資。

而中共黨內高層官僚子弟所組成的紅色權貴小圈子的”紅色太子党”，由於歷史背景和關係，其家族在社會和上層中掌握諸多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多種資源。但在”太子党”內部，存在不同的代系、利益、派系和政治路線；一些”太子党”則更傾向于”開明派”，而另外一部分”太子党”代表著中共內部相對”保守”和”維持現狀的力量”。

在權力鬥爭中失利，”十七大”後出任中共政治局委員與重慶市委書記的”嫡傳太子党”出身的薄熙來就是後者的代表，他們其實並不反對改革開放和資本主義復辟本身，而是希望能由舊統治集團控制的國家資本繼續主導政治與經濟發展。

薄熙來和王立軍等人正是窺得群眾中廣泛不滿情緒，”唱紅、打黑、共富”的”重慶模式”橫空出世，以煽動民粹情緒一展個人政治抱負。如果對照鄧小平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各種實踐和言論（如《鄧小平文集》）；自始至終，薄熙來和”重慶模式”從未突破鄧小平設計的理論框架。”唱紅”運動式的組織群眾演唱革命歌曲在1994年毛澤東誕辰100周年時也曾經”紅遍全中國”，而”打黑”（打擊有組織犯罪）是任何希望能”健康地”管理社會秩序的政府都會採取的治理手段，其打擊範圍和程度甚至遠不能與1980年代初鄧小平時代推行的”嚴打”相比；至於”共富”（共同富裕）的口號更是在鄧小平相關理論，甚至胡錦濤與溫家寶的言論中，也比比皆是。

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重慶模式”的出現，不僅是薄熙來的個人行為。這種借助民意，從體制外向體制內倒逼的做法，既不是所謂”毛澤東主義道路的回歸”，也不僅是”簡單的權力鬥爭”。它宣告了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改革開放”的窮途末路。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重慶模式”的出現是對於”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代的回歸。

“重慶模式”今年年初由於王立軍叛逃案發而破產，雖然具有偶然性，但也說明中共集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上行走如此之遠，使得任何最起碼的改革原則下的”內部糾錯”機制已經無以為繼。雌伏在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繭衣”（官僚專制的史達林主義下）中的”資本主義之蛹”已化身為蝶，即將破繭而出。

改革即死，革命當立

但遍地燃燒的熊熊地火豈是影帝們的口水所能淹沒。這也是為什麼作為前黨內”開明派”趙紫陽繼承人的現總理溫家寶在危機重重的今時今日，會高調宣佈堅持進一步推行”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並提防”文化大革命”的死灰復燃。中外統治集團對於那即將到來徹底改變秩序的大巨變大爆炸，懷有刻骨的恐懼與仇恨。

對於中國的億萬民眾而言，要實現真正的徹底性變變革。“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它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己的任務。（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這種對於迷信的破除，既是對往昔已經失敗的一党專制官僚工人國家的希冀的破除，也是對於日益破產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迷信的破除。

“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普遍地感到，老的政黨註定要滅亡，老的套語變得沒有意義了，老的口號已被推翻，老的萬應靈丹已經失效了。…必須開闢一條新的道路，而這條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工業和農業的工人階級占人民的絕大多數，民主制恰恰意味著工人階級的統治。”（恩格斯《工人政黨》）

今日之中國，改革即死，革命當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