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世界的七週——1989天安門事件》中文繁體版新前言
抵抗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CWI香港）
在2009年「六四」20週年之際，這本關於1989年6月4日北京所發生的血腥大屠殺的小冊子首次出版了簡體中文版。在此後的幾星期內，該書就遭到了中國當局的禁止，但仍然得以通過互聯網等方式秘密地散發了數千份。現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香港及中國的支持者組織的社會主義行動首次推出繁體中文版，以便能使香港市民和海外華人社區可以更廣泛接觸到這一資料。
無論名不副實妄稱「共產主義」的黨國多麼努力地嘗試抹滅「六四」的痕跡，但「六四的幽靈」卻仍然四處遊蕩。儘管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互聯網警察管制體系，並對報導相關事件的媒體徹底予以取締，但是新的一代青年仍在努力尋求真相。當局一直企圖利用令人印象深刻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經濟增長數字、世界紀錄的建設熱潮和中國不可阻擋的崛起等資訊來埋葬1989年的記憶。
打壓——恐懼阿拉伯「流感」
由於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現在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市場、最大的住房市場、最大的電信市場和最多互聯網用戶市場（4.79億人），中國當局似乎不應該擔心另一個「六四」週年。但是，事實顯然並非如此，藝術家艾未未和其他一些最備受關注的維權律師受到非法而殘酷的綁架，清楚顯示中國目前正在對眾多異議人士實施嚴厲的壓制。對於這光天化日的公然綁架，所謂的「民主」西方政府卻只有很微弱的抗議，而在軟弱無力地談論「人權」之前很久，他們已經與中國專制當局有著諸多商業聯繫。
人權律師們「被失蹤」而又間歇性地得到釋放，但當他們出奇地再次露面時，已經不能再暢所欲言。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有系統的恐嚇，當局希望以此來扼制和控制異議的聲音。同樣，記者和博客寫手受到選擇性的恐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自1989年6月大規模無選擇的屠殺以來確實實現了「某種發展」。一個更複雜的也更險惡的警察國家已經出現，它裝備著由美國和其他所謂「民主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所發展出來的的最新高科技設備；而那些國家同時在經濟利益上與中國當局有著緊密的而又千絲萬縷的聯繫。
2011年的鎮壓被國際特赦稱為「寒蟬效應」，這是自1989年以來最嚴重的打壓，並帶來諸多直接後果。但是，這遠不是一種實力的標誌，而只是表明了專制當局的不安感。從2008年奧運會和西藏動亂以來鎮壓日益增加，在今年甚至變得更加明顯，因為當局擔心「阿拉伯流感」——發生試圖仿效阿拉伯世界革命的抗議活動。革命的衝擊至少橫掃北非和中東15個國家，二個獨裁者被推翻，並威脅到更多的獨裁者，對世界政治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西班牙和美國威斯康辛州發生的群眾抗議運動在很大程度上特別受到了埃及和突尼斯群眾鬥爭的嚴重影響。
中國的改變即將到來了嗎？
中共政權並非狂妄自大到一個地步，因蒙蔽於其顯著的經濟成就而無視警告信號。美國支持的獨裁者穆巴拉克總統深受群眾痛限，其統治下也實現連續數年強勁的GDP增長，每年經濟增長率達到百分之七左右。但這沒有使埃及人民愛戴穆巴拉克軍事警察控制下的政權。國家經濟增長的成果一直以來為一小撮資產階級精英及政府的高級軍政官員所「騎劫」——政府官僚們正式控制埃及全國幾乎一半的經濟。絕大多數的埃及人仍深陷在貧困之中，需要為爭取生存而鬥爭以反對腐敗、通貨膨脹以及年輕人和大學畢業生嚴重缺乏就業。
不管經濟成就的光澤有多麼閃亮，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並沒有什麼不同，而且當局也深知這一點。中國的貧富差距比埃及、突尼斯和幾乎所有其他中東目前正在發生人民起義的國家都嚴重；用中國政府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嚴重威脅到社會穩定」。中國13.7億人中的半數生活在農村地區，但他們只擁有全國財富的12%。世界銀行說，大約有5億中國人每天的生活費不到2美元。而在社會的另一端，有極少數人正不斷變得非常富有。中國去年消費了全世界27.5%的奢侈品，總額達到100億美元。2010年豪華車的銷售增長了6倍。
在這種情況下，出現類似中東的社會爆炸性事件的風險，並將之與1989年發生的事件相比較，不是什麼遠離現實的幻想。在「經濟奇蹟」的表面之下，經濟矛盾正日益積累，這也預示了一個可能的災難性變化。
越來越多的資本主義經濟評論家們警告說，中國經濟擴張由如類固醇興奮劑一般的信貸驅動，是難以為繼的。騎士資本集團戰略研究部門負責人馬克．拉帕羅（Mark Lapolla）曾經在2007年預測到美國金融市場的崩潰，他指出，中國經濟的態勢與1929年大蕭條開始之前的美國經濟異乎尋常的相似。他列舉了幾個關鍵的相似之處，包括嚴重的貧富差距，快速的工業化和勞動力轉移，經濟和金融數據的不透明和誤導性，新興階層大規模累結的債務槓桿，住宅房地產和固定資產/基礎設施都存在嚴重泡沫。
「從本質上講，由於當局本身急切希望利用經濟快速增長以安撫群眾，所以中國出現強烈的通脹，並因此造成廣泛的社會動盪而威脅到它自身。但如果它扼制投機和限制信貸，同樣會出現通貨緊縮崩潰的風險，這也將威脅社會和諧。其結果是中國不再能控制自己的命運，而自由市場會。」[《商業旁觀者》引述馬克-拉帕羅（Mark Lapolla），2011年5月24日]
1989年的教訓
既然坊間（尤其是在海外地區）存在豐富的記敘和分析1989年群眾民主運動的材料，為什麼這本由我們社會主義者撰寫的小冊子仍然如此重要呢？首先，它包含了非常寶貴的來自史提芬．祖利（Stephen Jolly）的第一手目擊資料。史提芬．祖利在運動的高潮階段曾經身處北京，親身經歷了6月3日到4日的恐怖鎮壓，並曾經代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與中國的青年和工人進行討論。其次，因為這是少數從社會主義的觀點分析1989年運動的作品，既反對史達林主義/毛主義也反對資本主義，並強調了工人階級在這一動盪的革命中往往被低估的作用。而工人階級的力量被諸多關於1989年運動的歷史記敘所斷然否認或忽視， 1989年當時中國正站在革命的大門邊緣，與今天在埃及、突尼斯和整個中東所發生的事件具有諸多類似之處。
社會主義者並不否認學生的作用，在許多情況下他們確實表現出英雄主義和勇氣。但是，我們要強調任何政治運動不能僅基於學生。1989年中國的實際情況也並非如此，而許多評論家和歷史學家得出了錯誤的結論。社會主義者需要指出 ，儘管1989年許多學生領袖對此持懷疑的態度，但是工人階級是每一個現代社會實現革命性變化的主要力量。這來源於工人階級的經濟角色和其日常經驗，這些塑造了其政治觀點並使之準備領導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而進行的鬥爭。
中國的工人，特別是北京的工人階級，在1989年5月末和六月初戒嚴的關鍵時刻，成為了這場運動的無名英雄。據估計，超過五十萬或更多的北京工廠工人、學生、家庭主婦、辦公室工人、公務員和其他民眾夜複一夜地進行動員，形成強大的’「人牆」，擋住了坦克和全副武裝的士兵向青年所佔領的天安門廣場的進發。
在這個鬥爭最後的關鍵階段，鄧小平專制當局無情地用部隊鎮壓了群眾抗議，但也遇到了諸如大規模的領導層分裂和背叛的問題，當時中國出現了權力分散失衡的局面。工人們開始組織自己的獨立工會，並開始討論籌劃進行總罷工。在首都北京，部分青年開始討論需要武裝自己以捍衛鬥爭反對反動力量。並且，他們嘗試將軍隊贏得到人民一邊，還取得了部分進展——當時雲集北京市內的20萬軍隊事實上只有少數的部隊真正用於包圍天安門廣場就表明了這一點。
正如我們的小冊子所解釋的，和當時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其分析中指出的，這些事件的悲劇是在於當時群眾性反對史達林運動中不存在以實現真正民主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政黨和綱領，只有它們才可能指明一條前進的道路。
在決定命運的最後的日子到來時，學生領袖的政治局限性則表現得越來越明顯。運動突破了學生領袖曾設想的僅僅是「抗議」運動的局限，並對執政黨和國家官僚集團構成了革命威脅。但這場革命缺乏革命綱領、政黨和一個具有清晰意識的領導層，因此其遭到挫敗並帶來了悲劇性的後果。
這不僅僅意味著鎮壓帶來的慘重傷害與損失（這在中國仍然是「國家機密」）﹐而且是因為鎮壓的勝利使得鄧小平一派的政治力量能夠在沒有反對的情況下，壓倒一切地推行其親資本主義的「改革」——掠奪國有資產。這使「太子黨」得以暴富，在使他們自己轉變成為資本主義工業和金融巨頭的同時，仍然保持一個專制國家體制。這個過程在1980年代還只是處於初期，而這也成為了觸發1989年運動的原因之一。與今天太子黨們強大的力量相比，當時的太子党們仍然只是新手而已，他們在北京所發生的群眾性示威中已經遭到了普遍性的攻擊與指責。
隨著對運動的血腥鎮壓，群眾運動的幽靈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遭到了驅除。在1990到1991年間官僚國家機器暫時中斷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在恢復元氣後得以繼續推動。當時北京當局重新加強了其內部統治和在國際上重新定位自己，他們吸取了俄羅斯和東歐其他史達林官僚主義計劃經濟體崩潰的教訓。
隨著史達林主義政權的崩潰，資產階級發動輿論宣稱「社會主義已經失敗」，令全世界工人階級的組織和鬥爭力量迷失方向、陷入困境，中共政權從此政治混淆獲益非淺。正如這本小冊子所解釋的，這些獨裁專制政權從來就不是社會主義，雖然他們建基於國有經濟之上，而不是資本主義經濟體。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區別，使得這些社會具有比任何資本主義經濟體進行更均衡、迅速和平等的方式進行發展的潛力；但這只有在廢除官僚控制和設置真正的民主規劃和管理的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才可能實現。然而不幸的是，這並沒有發生，反而是徒勞無功的官僚體制的運作則得到了延續並耗盡了計劃經濟的所有活力，從而使這些社會陷入到經濟衰退與危機之中。
香港未敢忘記
1989年的運動包含著對於今天反對獨裁專制鬥爭的重要教訓。這適用於中國、香港及全世界。近年來香港一年一度的6月4日燭光晚會已經起到了不同的作用，隨著參與者數量的增長，意味著其得到新一代的補充。2009年20週年之際人數激增，估計有20萬人到場；而2010年甚至可能超過這一數字。當年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參與者是1989年以後出生的青少年。此外，重要的是有成千上萬的內地群眾跨過邊境參與紀念活動。在密集的人群中，香港的一家報紙甚至採訪到一位來自廣東省的休班警員。他表示說，他參加這一紀念活動並不孤單，其他同事也決定參加。
近年來創記錄的參與人數具有重大政治意義。儘管多年來，一些香港的泛民主派嘗試使這項活動去政治化，試圖使之與1989年革命傳統和繼續鬥爭的需要實現脫 鉤。而這正好與 2010年以來香港泛民主運動的分裂相契合，有部分公開妥協的一翼泛民主派試圖與專制當局實現媾和，而另外一些力量則正確地拒絕這一路線。
毫 無疑問，2010年之所以出現大規模群眾參與紀念活動的原因之一，就是「五區公投」所引發的一系列事件，以及腐朽的政改方案得以通過，延續港英時代非選舉 產生官僚集團統治。5月16日出現了50萬張反對政府的選票，雖然曾蔭權政府將之貶為「低投票率」，但這標誌著年輕一代的激進化，此後有成千上萬的青年湧 入維多利亞公園以紀念「六四」。
資本主義和民主
這本小冊子的一個中心目標就是揭穿資本主義支持中國和香港民主的神話。正如文森特-科洛所解釋：「 今天，中國有著更多的資本主義，但與1989年相比則民主少了很多。」[本書《天安門和工人階級》一章節]
與 得出這一論點的2009年相比，今天這一點變得更為清楚。現在中國正在進入了一個新的國家鎮壓的「黑暗時代」。一系列事件也證實了如美國、英國和其他歐盟 國家等諸多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所秉持的反民主立場。埃及、也門和整個阿拉伯世界發生的革命所針對的令人仇恨的專制政權，它們幾乎都得到了美國外交政策的 支持、武裝和保護。
埃及獨裁者穆巴拉克屠殺了800多名抗議者——在他的統治在二月解體之前，他試圖製造一個自己的「天安門事件」。然而就在他被推翻的幾天前，穆巴拉克被英 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用最光彩辭藻稱為「一支非常勇敢和代表善的力量」。埃及的軍隊是穆巴拉克的權力基礎，並繼續威脅群眾的革命。 穆巴拉克政權每年從華盛頓收到13億美元的援助，是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第二大受援國。同樣地，兇殘的也門總統阿裡-阿卜杜拉-薩利赫（Ali Abdullah Saleh）為了粉碎革命已造成數百名群眾的死亡，而其中關鍵的事實也是越來越令人尷尬，因為也門當局是美帝國主義的盟友。
這些事實清楚地顯示諸如「人權」之類抽象的概念是無法與資本主義領導人們重視石油、經濟實力和軍事影響力之類有形資產相競爭的。當涉及到保護其權力和經濟利益之時，所謂「民主的」美國和專制的中國有著類似的行事方式。
美國的虛偽
這沒有什麼新鮮的。由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所撰寫的新書《關於中國》引起了憤怒的評論，《星期日泰晤士報》因之無視侵犯人權和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而稱之 為所謂的「令人心寒的騎士」。基辛格在結束政治生涯後通過安排美國的公司領導與中國政府官員之間的會面而建立起利潤豐厚的業務，他不過僅僅是一個誠實的美 國資本主義制度的代表——也許是因為他不再需要尋求任何公職。
在1989年大屠殺後，儘管老布希政府和其他西方政府對在北京大屠殺中的死 難者撒了幾滴用來公開展示的鱷魚的眼淚，美國很快就表明它願意與鄧小平和大屠殺後的政府進行繼續合作。詹姆斯-曼恩（James Mann）在他的優秀著作《中國幻想—— 為什麼資本主義不會給中國帶來民主》解釋說：
「雖然老布希曾公開宣佈凍結美國和中國官員高層接 觸，但他在1989年7月和五個月後兩次偷偷派遣 [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Brent）]斯諾庫勞菲特（Snowcroft）前往北京與鄧小平會談。當訪問遭到外界批評後，布希解釋說，他並不想孤立中國。 他想要實現一個與中國「全面接觸的政策」。這一詞匯的選擇令人吃驚，因為列根政府曾在幾年前使用「長期建設性接觸」以描述其處理與南非種族隔離政府的政 策。
這顯示了所謂的「民主」資本主義強國及其外交政策的虛偽性，無論是在中東還是面對中國都是如此。即使1989年大屠殺後，歐盟對中國 實行的武器禁運在實踐中也可以廣泛規避，而且可能很快也要進行重新審查。因為中國政府大量購買處於危機中的歐洲國家西班牙、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等國的主 權債務，這進一步提升了歐洲資本家希望解除武器禁運並增強其貿易盈利的願望。
支持鬥爭，支持社會主義！
我們之所以重新發行這本小冊子是希望將1989年真正的教訓與新一代左翼青年、工人和民主活動分子聯繫起來。這些一直被官方的審查制度所掩蓋，同時那些 「溫和派」泛民主力量也一直排斥或忽視工人階級的作用，並拒絕將1989年運動視為革命鬥爭。他們通過這樣做而錯誤地轉述了這些史詩般的事件。
在 以上的章節中，我們試圖總結運動的主要經驗教訓，不僅是歷史的回顧，而且是作為今後中國和世界各地即將發生的社會和政治爆炸的指導。在本書《震驚世界的七 週》2009年第一次發佈的時候，有數千份電子版本秘密地散發到中國大陸。我們從大陸讀者處收到了許多積極的回覆。其中有一條簡短的回復給與我們以極大的 鼓舞：「1989年時，我是天安門廣場上的一個絕食者。今天，我已經40歲了。我支持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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