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抗争与农民运动

2016年6月30日 下午 12:06Views: 396

反对侵占土地,但私有化不是出路!

北海 中国劳工论坛

2012年乌坎村爆发抗争时,村民一度果敢驱逐了当地政府。但当局为了避免选举和民选村委会失控,事先将乌坎的最高权力交给了更容易操纵的党总支部,并任命林祖恋为总支部书记。随后,林祖恋和其他6名经过当局挑选的温和派领袖被选入村委会。可惜,由于斗争没有走得更彻底,土地迟迟未能收回。发觉自己被欺骗的村民开始向村委会施压——这是导致林祖恋最后转变方向的重要原因。

据《新京报》报道,民选领导人在当选一年后已经不敢召集村民大会,担心村民在大会上提出激进诉求。有些村民甚至开始怀念被推翻的前任村委会。在这种情况下,依靠群众支持而获得权力的领袖们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裂。为了保证相比之下更加温和的林祖恋能够顺利连任,从而阻止民选村委会从“防火墙”变成“纵火者”,当局在2014年选举前夕以受贿罪为由逮捕了试图争夺村主任职位的杨色茂和洪锐潮。林祖恋被捕后不久,《环球时报》——更多像是讥讽当初主张和平路线的乌坎领袖——说道:“财产权的纠纷仅靠选举显然解决不了”。当然,想要夺回被盗卖的土地就必须将“未完成的革命”进行到底,利用争取到的民主权利向中共独裁政权发起不妥协的斗争!

被夺走的土地

与其他爆发斗争的村庄相同,乌坎事件也起因于被政府官员和资本家联手侵占的土地。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经过短暂繁荣的小农经济走向衰落。在这10年里,农业收入从每年增加15%下降到2%。到了1990年代中期,一度兴盛的小规模乡镇企业也逐渐萎缩。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农民不得不进入城市谋求生路。2014年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农民工数量约为农村户籍人口的30%。同时据估计,到今年农业劳动力中50岁以上所占比例将超过50%。生产方式倒退和青年劳动力外流瓦解了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在乌坎的例子中,村集体几乎沦为薛昌和陈舜意的私有财产;戏剧性地,返乡青年成了斗争的发起者和重要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时期,底层农民正是通过建立在公有制之上的集体组织——尽管是官僚化的——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而现在,这些去组织化的农民,面对急于从土地中攫取财富的中共官僚、城市资产阶级(例如金融机构、地产商和工厂主)和新兴农村权贵组成的联盟,很难形成有效的反抗力量。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学者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崩溃已经使土地从“农民集体所有”在事实上转变为“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以及和它相勾结的势力)所有”。这解释了为什么农地和宅基地会不断受到强征、强拆、侵占和盗卖的威胁。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中国共有失地农民1.12亿人,其中有五分之一的失地家庭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世界银行官员英卓华指出,在1990-2010年间,中国农村土地的征用价格比市场价格低2万亿元人民币。更严重的是,有中共官员估计,官僚与资产阶级的剥削联盟自“改革”以来利用征地从农村榨取资金多达15万亿元人民币,但是给农民的补偿不到5%。

在如果说征地和非法的土地交易还只是蚕食土地的话,正在进行的土地私有化将把整个农村社会置于统治集团的刀俎之下——大地产的形成会大规模压缩农业劳动人口并导致大量小农破产。那些找不到工作而又没有社会保障的无产化农民最终将沦为城市贫民。正是惮于由此产生的社会危机,习近平政府不敢贸然推进私有化。但是只有学习乌坎的经验,建立独立的、民主的农村群众组织,并且联系各地农民斗争,反抗中共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才能彻底扭转土地私有化的趋势。

彻底完成革命

时至今日,第一次乌坎事件后选出的村主任和两名副主任(杨色茂和洪锐潮)已经全遭镇压,委员庄烈宏于2014年逃往美国寻求政治庇护,说明妥协立场无法对抗根深蒂固的非法土地交易和愈发猛烈的高压政策。乌坎内外都有人提出私有化作为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案,习近平政府也在小心翼翼地朝这个方向前进,其结果只会是底层农民遭受更残酷的剥削。

农民中间有着复杂的利益阶层。这种分化在毛泽东集体化时期曾得到遏制(但没有完全消除),但随着小农经济的回潮又迅速恢复。同时,作为整体的社会力量,农民又总是带有小资产阶级倾向,不能在政治斗争中扮演独立的角色,而只会跟随在主要的社会阶级──工人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背后。值得注意的是,乌坎村民并不打算将收回的土地用于小农生产,而是希望在满足住房需求之后通过与城市或本地资产阶级合作获得收益——被推翻的前任村领导集团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村民要求公平分配收益。可以理解很多农民会对土地私有化抱有幻想,误以为法律会保护私人财产而免于被中共官员掠夺。但这等同跳出油锅又落火坑──同一批中共官员及其富豪党羽会在私有化过程中抢走一切财富,而小农只会沦为输家。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公平分配”的愿望不可能实现,因为农民中的富裕阶层总是试图剥削下层的贫穷成员,特别是在他们得到封建宗法势力的帮助之后——前任村领导集团的所作所为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中国许多村庄已经发生了与之类似资本主义的再集体化或者对未被分割的集体资产进行资本主义化运作。华西村就是后者的一个例子。尽管许多毛派称赞华西村挡住了改革开放的“分田风”,但实际上这和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关系——在本村村民享受富裕生活的同时,更多的外来劳动者被迫承受着不平等待遇(剥削)。“红色的”华西村甚至像中共官僚一样用欺骗的手段侵占别村土地。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导致农民在反抗大资产阶级压迫时往往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终究陷入妥协、退却与失败。

因此农民要想实现自身的真正解放,必须加入城市工人阶级,推翻中共政权和它所维护的资本主义制度,然后依靠土地公有制和独立的、民主的群众组织,加上政府充分资助农业机械及发展新耕种技术,在自愿的前题下开展大规模集体化生产。

社会主义者表达对乌坎人民的声援,反对土地侵占。但我们认为,无论是乌坎村还是其他社会斗争,都需要一个清晰的政治替代方案,以取代中共专制资本主义的旧制度。在乌坎的经验里,再次证明无论再些微或地方性的改革,都会被独裁者阻挠。因为他们害怕任何独立运动都会威胁其控制力。在这前题之下,革命爆发是迟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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