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亡羊补牢还不足够，是时候来一场教育革命了
Sonja Grusch 社会主义左翼党（ISA奥地利）
关于“让学校继续开放”还是“关闭学校”的问题是一场激烈的、两极化的辩论。各国政府几个月来几乎什么都没做，或者说根本没有作任何准备去应对第二波、后来的第三波疫情。现在，在一些国家，已经开始了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封城，然而一直没有处理学校情况的可行“解决方案”。当局所提出的半桶水建议，既不能有效地应对疫情，也不能满足孩子、家长和教师的要求。社会问题的责任又一次被推到了个人身上。
经济优先
在封城的情况下，学校和托儿所应该关闭，但是父母们却没有获得特别育儿休假的权利。即使在奥地利或德国等福利国家或拥有强大工会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这样，更遑论在世界其他地方了。
实际上，政府只能依靠企业发善心。员工想申请休假可能会是白等，毕竟，现在已经有一大群 可谓“害群之马”的企业，没有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在资本家看来，公司的利益永远比员工的利益更重要，越是容易更换员工，越是经济形势困难，就越是如此明显。
所以，在很多国家，员工都很绝望，因为他们需要上班，不知道该怎么照顾孩子。特别是对于单亲父母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很多人本身就在医护、零售或教育等一线部门工作。正如一位来自比利时的父亲所言。 “你可以在5月1日到9月20日之间休育儿假，并得到一笔小钱，每月122欧元的半天假，这点钱根本帮不到什么忙，这甚至也不是一项权利，你还需要先征求雇主的正式同意”。
同时，学校工作者（教师、行政人员、社会工作者、清洁人员等）也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他们往往还需要照顾自己的孩子，以便能够工作。年长的教师不能见自己的孙子，却要对着一群孩子工作。政府这些完全失职行径，意味着政府让受雇者们彼此互相伤害。家长们说，他们承受着来自学校的压力不能送孩子去上学，而他们也因为要上班而不能在这件事上让步。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和老师说，他们面临着来自家长要求他们保持学校正常工作的压力。
分而治之
但这些劳动者的利益彼此并不冲突，问题在于不同部分工人阶级被迫在同一体制下工作和生活。在这个体制下，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益总是处于首位。这个制度希望有 “自己”的劳动力可以支配，而不必承担繁重的照顾义务。各个地区和国家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不同做法，无非是资本主义不同派别的压力和利益的反映。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典型的 “分而治之”的策略，其目的只有一个：有充足的劳动力让企业可以继续营运。不管他们怎么说，他们并不关心孩子和他们的教育，但他们需要学校主要是为了照顾孩子。如果统治者以“孩子的最大利益”作为论据，那么这根本就是谎言。他们从来没有关心过孩子的最大利益。
虽然不同国家的疫情所处阶段和政府的政策不同，但是我们的态度是普适的：问题不在于学校是否应该开放。问题是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使学校在未来能够安全开放。其中的关键是，要确保所有学校都是安全的、所有人都可以免费入读，学校里有足够的、高薪的教职员工，学习、玩耍和休憩可以在全日制班级里进行。学校应以学生、教师和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以商业利益和紧缩开支）为重。
为什么关闭学校成为了必要的事情？
在争辩中，人们引用了关于儿童、青少年和感染、传染和疾病风险的各种研究。这一现象本身就表明，科学不是客观的，而是各方为了促进特定的利益而利用或展开研究的。但事实是，当许多人长时间聚集在封闭的房间里时，就会发生感染。这包括许多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当然也包括学校和幼儿园。
现在已经证明，儿童的感染风险与成人几乎没有差别（尽管在疫情下的死亡率确实不同）。但学校里的人不只是儿童，大部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包括许多教师、清洁和行政和书记职系的人员，以及在饭堂和大型厨房工作的人员（其中许多人的年龄超过50岁，即属于高危人群）。还有校巴工人，每天两次把他们从一地送到另一地。他们各自都有家室。因此，即使孩子们自己没有感染重症，学校和上学的路上也是不安全的地方。
准备不足所造成的混乱
在学校议题上，政客们毫不意外失去了很多信任。在暑假期间，几乎没有任何准备工作，但当学校即将重新开学时，校方却宣布一切都安排得很好，尽管所有参与学校工作的人的经历都表明情况恰恰相反。完全没有为第二波疫情做准备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作人员没有口罩或口罩数量不足。在奥地利首度维也纳，尽管有这样的宣传，但政府一度给部分教师只发了2个FFP2口罩，并告诉他们要重复使用好几个星期。
各种网上学习平台不断出现故障，因为尽管从事这些平台工作的人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在夏季的几个月里却没有雇用足够的工作人员来应对使用量的暴增。很明显，学校在春季停课的国家，家境贫穷的学生可能没有必要的技术设备。有时学校机构会购买笔记本电脑，或捐赠并分发。但它们往往有缺陷或不能上网。
虽然在春季，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人都对这种情况感到陌生，因此人们普遍接受当中可能会发生错误和物资短缺，但自那时起几个月已经过去了。当时就应该开始采取必要的措施，但当局什么也没做。真正的专家是那些身处在前线的人——教师、学生、清洁工和书记，他们都有非常具体的建议，包括：
- 将空置办公室和酒店客房改装为上课用的教室，以便为小班和远程教学提供足够的空间 ——这也需要搭配转变到专题研习的学习模式，以避免频繁转换课室和教师的问题；
- 聘用所有可上班的教师和相关的专家，保证补上因小班教学而出现的教师缺口；
- 在远程教学或在教材开发上，保障学校的每个人和弱势群体的使用权利；
- 及时提供一切必要的教学用具：复印件、书籍，还包括笔记本电脑和计算机。大型科技公司目前正在赚取庞大的利润，他们有足够的资金保证为所有学生提供必要的支持，必要时可以征收这些资源；
- 为所有家庭提供免费且高品质的互联网——同样，如果运营公司无法提供，为了社会利益，我们必须将它们置于民主公有制之下、为社会利益服务、实现免费高品质互联网。
废除虚伪的学校自治，这个政策主要旨在以全国范围的学校自行面对资源不足问题，应以全国性的开学计划所取代，并在暑假期间作好准备，以满足学校各个方面的需要。发展线上课堂、专题研习和其他安全教学模式，以及准备和分配好笔记本电脑。 这个计划也包括拆分班级、找到额外的房间并为安全教学做好准备。该计划也关系到交通，现在无数的年轻人竟然还要挤公交车，火车和电车。 学校课程的开始可以交错安排。 这些运行公共交通工具、提供校车的（私有或公有）公司需要提供一个在哪里、什么时间需要哪些资源的计划。不愿参加这一计划或尝试从此牟利的私营交通公司应为社会利益收归公有。
- 需要以网络零售商和制药企业等的额外利润，资助公共部门进行大规模检测。例如，可以每周或更频繁地对所有学生和教师进行检测，以防止群聚感染和找出超级传播者。
- 需要用有积极性和适当报酬的教师和师范生取代伪专家委员会，以发展集中的教学形式，使远程学习、户外教学和小班教学的有意义的学习成为可能。
这意味着比正常教学中更少地着重于考试，更多地真正学习社会问题、团结、保健等。无数教师愿意并能够在这里贡献自己的知识——但他们被无尽的官僚主义压垮，丧失了积极性，被迫从事往往毫无意义甚至危险的工作。
突破思维定势
商人和政客猫哭老鼠地指 “学校对孩子成长很重要”，固然只是宣传而已。不过，家长、老师和社工，当然还有孩子们自己，都有真切的担忧。不仅要操心孩子们的照顾问题，让父母可以外出工作，还要担心儿童的心理和社交影响。
完全可以理解大家对回复“正常”生活的渴望。但也要看到，新冠疫情暴露了教育中的许多深层问题，而这些问题早已为人所知。与其要求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尽量维持不充分的、甚至常常是糟糕的常态”，不如跳出资本主义的框框，要求 “是时候进行真正的变革了，包括教育。”
“学校是个美丽地方”的迷思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学校无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无数小说中重现的恐怖的地方。与其他孩子和年轻人相处，“走出”家庭和住家，是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积极方面，教育本身也是如此。但这些数字也表明，目前所描绘的完全是积极的图景，并不符合现实。
现在都还没有提到，对于学校、同学、校园暴力、考试的恐惧并不少见的现实。 在奥地利和德国，有50％的学生患有考试焦虑，包括睡眠障碍和食欲不振（其他国家情况应当类似）。 12％的人需要服用提神饮料，例如咖啡和功能饮料，6％的人服用镇静剂，1/3的学生普遍认为学校的日常生活充满压力，约23％的人饮食失调。在许多国家，学校根本没有任何社会工作者或精神科医生来应对这些问题，即使有的话，也不足以应付实际需求。 在过去几十年的紧缩中，心理辅导是首批被削减的学校服务之一。 在奥地利，2019年学校心理服务的总人数仅为158个全职职位（与此同时，奥地利却有183名受薪国会议员）——服务超过110万在校学生。 甚至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据估计所有学生中至少有10％存在精神健康问题！ 教师也是如此，他们经常是倦怠和与压力有关的其他疾病的受害者。 在比利时，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所有病假中就有40％与压力相关疾病有关。
在许多情况下，学校还是躲避在家中遭受暴力和虐待的儿童的避难所。 在这里，可以了解问题，并且可以组织最佳协助。 封城不仅导致家庭问题变得很严重，还让提供救助变得不可行。 这加剧了暴力和虐待等问题，但是由于缺乏社会工作者和相应的保护设施，这些问题以前只是没有得到充分解决，而现在我们在辩论中必须诚实面对这些问题。
当在校学生在目前的情况下宣称愿意上学的原因，是 “终于有机会提问，和老师一起解决问题了”，这说明在正常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结构性的缺陷是多么的严重。
要立足当前，争取切实改善。
- 永久地缩小班级和小组的规模；
- 由学生和教师组成的代表来决定削减不必要的课程；
- 废除为考试而学习导致试后迅速把知识忘掉，和以竞争而非合作方式学习的教育系统；不仅提高教学人员人数，而且增加文书和书记人员、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学专家；
- 重建和更新校舍。
学校远远没有“玩得开心”——即使没有新冠疫情也是如此
另一个担心的是，孩子们由于封城会有“失去的时间”——但这实际上是什么意思？ 在这背后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只有最努力或最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有机会的社会的想法。那些在教育方面处于劣势的人在生活中也处于劣势——经济危机使这一点变得更为重要。 但除了每个人目前都有同样的问题的事实，让我们反过来问：一个看起来完全不同的学年有什么糟糕的？ 如果孩子获得必要的支持，儿童肯定可以“赶上”，但问题在于实际学习的内容和方式并不见得有多好。
学生们也在封城期间学到了有用的技能——他们学会了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时间。的确，“技术”方面的课程可能还没有完成。 但那又怎样？ 学生们在期间学到了很多关于媒体如何运作的知识（如何判断假新闻和消息来源），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病毒是如何传播的、它们能在哪里生活并且能活多久、病毒传播机制是怎样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中国到底在哪里、巴西总统是谁、为什么俄罗斯可以在新兵身上测试疫苗），关于国际生产链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怎样失灵（为何口罩、消毒剂、个人防护设备严重短缺），关于什么工作才是重要的（医疗、零售业）等等。他们学习到种族主义和阶级差异（为什么有移民背景的年轻人比有钱有势的人更容易受到警察的严格疫情措施监管），也明白不是每个人都一样、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的现实（因为住所的大小不同、网络质量不同、有些人有笔记本电脑而有些人没有）。 这些很少是“经济”所要求的可验证的知识，但还是很重要的知识和经验！
在北爱尔兰，考试合格或不合格，甚至能否完成一门课程的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去年8月，青年们成功地反对政府试图用一种不明确的演算法来修正或“调整”无法举行的考试结果，这种演算法往往使得在校学生的成绩更差。抗议行动后来迫使政府让不。社会主义党（ISA北爱尔兰）要求废除调降学生成绩的演算法，并在这场危机期间暂停所有其他考试，保证所有想学习的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恶劣体制，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担心自己的孩子失去几周的“正常”学习时间？ 现实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父母不得不支援学校的教育。在奥地利，40％的学生每周、25%每天需要父母支援学习。 70％的父母认为这是一个负担。 此外，大约25％的学生需要补习，而18％的人实际需要支付补习费用——所有家庭每年总计为此花费约1亿欧元。根据香港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贝磊教授（Mark Bray）的研究，2012年法国的私人补习市场规模为22亿欧元，德国为15亿欧元，希腊为近10亿欧元。 甚至在贫穷得多的罗马尼亚也有3亿！ 在日本，课外补习班（学习塾）在2011年的收入将近8.6亿欧元。这些都是新冠疫情之前的数据！
- 新冠疫情应该作为机会，让我们终于废除这个已经被证明对学习没帮助的评分机制；
- 今年所有中小学生都应自动通过升学考试，不会因各种困难情况而被减分；
- 建立截然不同的学校和教育制度，以学生和社会（而非企业）的需要和能力为依归。
这样的教育制度早就应该实施，但却与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只被当作工人和消费者来看待。我们不能接受疫情造成的任何进一步生活水平恶化，要展开反攻。
这个强调“个体”而无视“整体”问题的制度，在疫情中暴露无遗，早该走入历史。 当“教育”部长们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一切都行之有效”并且他们“有计划”时，那些实际工作和学习的人只会想知道这些部长有多么离地。在许多学校中，窗户无法打开，没有洗手设施，而且缺少清洁工人。除了许多学生仍然没有远程学习的工具，并且在家中没有学习空间外，只在网上而不是面对面地上一堂接着一堂课，也忽略了教师需要同时监督学生的远程学习和在校学习这个问题。所有这一切现实中都是不可能的——在教学上也没有意义。学生可以在几天内一起完成的专题研习更具意义——这个概念已经提出很久了，但是由于教学模式僵化而失败。按科目划分的教学模式，因为这让实施单一的考试评分制度操作起来容易得多：学科—可拿来考试的课题—考试—成绩。 这一流程没有什么实质帮助的事实倒不重要。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强制学生适应纪律和资本主义制度。疫情鲜明展现了整个教育制度多么脱离现实。
很多人受到“危机时期”的巨大道德压力而被迫额外工作。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压力尤其施加于那些被认为应额外工作而不求加班费或应承担特殊风险的员工，特别在医疗和教育部门。这种说法等于说，适当的报酬和安全工作环境是不合理的要求，因为这与儿童的权利和需要相抵触。 在比利时和其他国家地区，政府甚至建议由于疫情而减少教师的假期时间。可以预料，政府将为“后”疫情时代准备下一轮对教师权利和工作条件的攻击，届时将实行新的削支措施，以支付保护业务所需的数十亿美元。奥地利小学教师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即使我们想保护自己和家人，我们也被期望要去承受不断增加的风险。”
毫不夸张地说，企业（包括公共企业）都尽力压低工资、恶化工作条件。如果员工在隔离情况下设法兼顾托儿服务和家庭办公，为什么他们将来不应该与患病的孩子一起“休假”呢？ 在教育部门，教师目前无数小时的无偿加班。他们正在编写新的教材和卫生计划，并试图为学生准备笔记本电脑。他们必须像学生一样为自己的互联网、印刷、手机和办公设备付费。可以肯定的是，在疫情发生之后，将努力保持并进一步推动这种无偿的额外工作。
- 教师、托儿所护理员和支援人员的所有工作应获得全额报酬。
- 在确保从第一天起就有足够的检测试剂和防护设备的情况下，才可以重开学校和幼儿园——并只有在由国有公司生产和组织、而非市场来进行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点。
贫困群众的新麻烦
现在，当局正向那些被社会遗弃的穷人和弱势流下鳄鱼眼泪。 我们应该清楚，这些问题在新冠病毒之前就存在了，而统治阶级从来对此不闻不问。 已经有不少学校将价格高昂的电脑、笔记本电脑以及特制校服、工具和配件视为必不可少的基本设备。每年对于无数家庭来说，上学都是沉重的经济负担。由于教育部门经费不足，这种负担已经增加了数十年。今天，即使在那些由公帑支撑、名义上免费的学校中，父母也常常不得不支付复印和额外材料的某种“学杂费”。疫情使这种不平衡变得明显，但它一直存在并且是阶级社会的必然结果！教育是一项重要权利，停课会让社会差距进一步扩大。但把结论反过来讲也不对：即使良好的教育也无法消除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不公现象。捍卫基本的受教育权很重要，争取建立一个所有人均享有平等教育的制度非常重要！
- 充分资助教育系统，拒绝私有化，人人享有免费的就学机会。
- 为所有需要教育的人提供免费的额外支援——雇用的员工需有体面的薪资和工作条件！
- 所有教育资源都必须对所有人免费提供、高品质并且充足——不受疫情影响！
工会去了哪里？
教师工会的表现因国家而异。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存在基层架构和战斗传统的地方，工会要求提供安全的工作条件，甚至组织抗议活动。 例如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和安达卢西亚），教育工会于去年9月组织了罢工。 革命社会主义（ISA西班牙）解释说，在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统治下，公共资金跑道了私立学校的口袋中：“重返学校上课需要有计划，不应临时抱佛脚，并且谁比教育工作者对于最佳的健康和安全状况更了解，特别是在这次新冠肺炎疫症期间？”在法国，工会主张关闭学校，但最终是青年人组织了抗议活动以推动这一诉求。在英国，2021年源自下而上的压力，教育部门各个工会动员了起来反对不安全的返校措施。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线上会议，为进一步的行动做准备。
在其他国家，工会完全屈服于战时般的“民族团结”口号。在这些情况下，工会领导最终会遵循政府的路线，将其内部化并拒绝任何独立的阶级立场。尽管一些教师工会准备捍卫自己的权利，但组织工人阶级其他部分的一些工会却要求“保持学校开放”。到头来，许多工会都遵循政府的恶名昭著的游戏，让各部分受雇者彼此互相伤害。但是工会的任务是代表全体工人，为所有人争取安全和良好的工作，而不是自上而下地施压！
数月来一直承受额外工作量、健康风险和社会压力的老师和幼稚园工作者，越来越感到被官方工会组织所抛弃。为了不让那些组织落入腐化的官僚机构手中，有必要在工作场所一级独立地组织官方工会结构，以交换思想并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学生、教师和父母首先受到数十年来削减教育开支的打击，现在在疫情影响下还被迫为拼经济而“优化”工作模式、适应新局面。教育制度已经存在的每一个问题，现在都更清晰地展现。简单地说“学校必须保持开放”完全没有顾到真正的问题。
工会需要为安全的校园环境而战。
- 必须拒绝和反对一切让教师、职员、家长或孩子直接或间接付费的企图。
- 工会必须组织和争取所有工人的权利，让他们留在家里陪孩子，如果由于健康或者流行病的原因有必要的话，薪资可以全额补助。
- 必须在有足够资源的基础上开办学校，计划也应当由在学校工作和学习的人（而不是由大企业及资产阶级政府养的“专家”）制定。
我们需要的是一场真正的教育革命，一场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有充分的资金，有足够的资源，发展出让学生和教师成为合作伙伴的方法。但这种教育革命必然是社会彻底变革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