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來自菲律賓的外傭與《社會主義者》雜誌分享她們離鄉別井打工、面對經濟困難與社會歧視的經歷
葛蕾絲-派斯托菲德（Grace Pastorfide），香港外傭暨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
有301,000名外勞在香港生活工作。當中大部分來自印尼以及菲律賓，也有少部分來自泰國、尼泊爾和斯里蘭卡等地。她們負責照顧孩童、老弱，並確保香港眾多家庭生活的正常運作－這都是此缺乏福利的城市中必要的服務。而外傭得到的回報卻是社會上的歧視與指責。去年，外傭被親建制的組織和政客攻擊。最近，兩名建制派的政客投訴星期天的市中心人頭擁擠。好像外傭們在一週這唯一的假日中能夠有其他選擇，她們大多都沒有私人地方來跟朋友社交、休憩等。
在居港權官司中反抗歧視的外傭們成了城中熱話。這被政府和資產階級建制來攻擊外傭，並將她們變成政府對於公共服務的失敗之替死鬼。外傭居港權的問題並非是特權，而是平權。為甚麼對銀行家與律師們——事實上前面兩者在社會中的「貢獻」更為成疑——與對外傭們適用不同的法律呢？。大多的外傭們根本不想要永久居留權，並認為工資以及工時的問題更為重要。《社會主義者》雜誌與都是來自菲律賓的Divina、Elsa和Glenda，討論她們的經歷。
Divina：我想念女兒們
Divina十二年前來到香港。在馬尼拉，她曾經是位會計經理，但跟公司發生矛盾後離開。她毅然到香港成為家庭傭工，為家庭賺取更多的收入，並負擔兩名女兒的教育。
她說到海外工作帶來許多困難與問題，尤其是孩子們要在缺乏母親照料的情況下成長。這往往導致許多的問題，例如未成年懷孕、濫藥和暴力等。她大女兒的住所最近被打劫。讓她感到非常擔心和心疼。她女兒跟其他女學生在大學附近合租了一個單位，而這次的遭遇不單是女兒的手機和財物被盜，更使她們成了馬尼拉高犯罪率的受害者。另一名与她女兒同一所大學的女生在數月前遇害。這令到離鄉别井打工的母親更為擔憂。
Divina早年都能夠每年回家探親，但她最近回家的一次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她負擔不起兩名女兒來香港探望她，所以去年四月只有她大女兒來。她非常掛念小女兒。
外傭在香港第一次訂立的最低工資中被排除。「香港政府是明顯地在歧視。外來勞工跟香港本地工人沒什麼兩樣，我們都是工人！」她說。
Elsa：居港權的議題反映出不僅僅是種族主義，還有是階級歧視
Elsa在香港已經工作了差不多十二年了。自從她守寡以來，她成為了家中的唯一收入來源，需要養育兩名在學的女兒。在菲律賓，她曾經當過小商販。然而她丈夫得癌症過身後，這一切就改變了。她的經濟狀況讓她別無選擇。「離開我兩名才十幾歲大的女兒去到外地打工是我一生人最困難的決定。」Elsa說。
外地家務傭工完成了兩年期的合約後才能夠有一次兩星期的回家休假。對於Elsa來說，到外地打工的問題之一是：她長期的離開並未能好好教育孩子，她最小的女兒在十七歲就懷孕了。Elsa的極力支援下，她女兒還是獲得了大學學位。「我上次回菲律賓是在2011年四月參加女兒的畢業典禮。」她說。
Glenda：工作成了生活的全部
Glenda今年三十三歲，已婚並育有一名兒子。她自2003年開始在香港工作。在此之前，她曾在台灣的工廠工作三年，那時候她才二十歲。Glenda來自貧窮家庭，但她也擁有大學學位。由於在菲律賓難以尋找工作，為了幫補家計，她毅然出國找尋「更好的機會」（greener pasture）。對於Glenda，到海外工作完全吞沒了一個二十歲少女本該有的正常生活－工作成了生活的全部，來養活家人。像許多其他外勞一樣，她經歷了抑鬱、情緒緊張和嚴重的思鄉病。
「那時候非常辛苦。」Glenda說她早年在香港的生活。她要早上五時起床並工作至晚上十時，不過她還是有每週一天的假期。她現在的工作更為痛苦。她跟她姊妹在一起工作生活，負責照顧一對老年夫婦。老婦人患有老人癡呆症，並經常對Glenda和她姊妹惡言相向。
她們的生活環境非常擠迫，而她倆連基本的舒適也沒有。Glenda要她姊妹一同睡在地板上，僅僅墊了一床棉被而已。老婦人不讓她們睡在多餘的床褥上。晚上她們甚至不允許在工作情況之外使用電燈，因此她們只用手電筒。她們的食物還可以，只是老婦人總是在吃飯時不停咒罵她倆，經常以「蠢豬」相稱。
她們不但在家裡受到羞辱，在外面也如是－無論在餐廳、商店甚至醫院。她認為這種歧視不單是針對她作為菲律賓人，也是在歧視家庭傭工。
「一次我永遠都忘記不了的歧視經歷是早年我主人讓我帶他兒子到私人游泳池。管理人竟然不讓家傭們在池裡游泳。這讓我聯想到以前美國白人與黑人的隔離政策。」
Glenda的每月工資只有港幣3,580，而她投訴發薪永遠會遲五天。「我要附賬單，買東西，我在這裡付的是港幣，不是披索！我們的工資根本不能讓我們有尊嚴過活。」
Glenda對外傭被排除在最低工資之外感到失望：「將我們排除在外實在是非常不人道！」
三月八日是國際婦女節，全世界的女性都會參與遊行活動來為自己的權利抗爭。香港亦會舉行不同的集會。女性外勞比大部分人更有原因走出來抗爭。我們需要屬於外勞真正的民主工會，並將他們的抗爭聯繫到本地工人的抗爭－為了平等權利、生活工資和工作保障。
沒有團結抗爭就不會有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