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雙重災難和福島核洩漏的周年悼念中,核能資本家發起反擊
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
“我們一定要立刻停止核能發電…我們要求民主的公共管理與控制台灣電力公司。”
工國委(CWI)台灣支部成員之一,謝翔宇在遊行宣傳車上向遊行群眾演說。發起單位綠色行動聯盟估計有超過五千人參加這次遊行。工國委(CWI)台灣支部也是50個參與組織遊行的團體之一。這次遊行也是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發生的最大的災难一週年。其他國家如日本、法國、德國、瑞士、西班牙、比利時以及澳洲也在週年悼念這一天發起類似的反核遊行。
去年的3月11日,一場震央在海底、震級達9.0級的大地震為日本東北岸帶來大規模海嘯衝擊,造成了一萬九千人死亡和福島核能發電廠(Fukushima Daiichi )的嚴重破壞。這是自1986年車諾比(Chernobyl)災難以來最嚴重的一場核災難。一年之後,仍有34萬人住在庇護所中,其中超過16萬是從核電廠附近區域疏散而來的民眾。昨天日本參與反核抗爭的達數萬人,其中有約一萬六千人是來自距離福島(Fukushima)約60公里的城市郡山(Koriyama)。
台灣的“核四”醜聞
昨天在台灣的反核抗議遊行主張“廢核”–廢除所有台灣的核電廠.一些遊行的人帶著他們自己的黑白大頭照舉辦著“自己的喪禮”,象徵核災帶來的後果;另外也有人帶著紙做綠色風磨象徵乾淨能源。反核運動中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就是被拿來儲存一部分核廢料的蘭嶼-台灣原住民泰雅族的故鄉,當地人跟核能工廠的抗爭達三十年以上。僅僅只有45平方公里的小島上,就有超過九萬桶的核廢料儲存在這裡。隨著無數的健康威脅,島民控訴台灣電力公司一直以來掩蓋真相的行為。
這次的抗議民眾特別關注核四-位於貢寮的龍門核能發電廠,台灣第四座預計在2016啟動的核能發電廠。這計畫從一開始就伴隨著大量爭議。台灣跟日本一樣處在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屬於地震高風險區域。正在蓋發電廠的國有企業台灣電力公司,已經多次拖延計劃,因次耗費了大量的預算。世界沒有真正安全的核能發電存在,但在龍門發電廠的建造中,台電工程師混雜了美國跟日本的設計,引來了強烈的討論跟批評,有人稱它是個拼湊發電廠。
“這個做法是不和常理而且非常令人擔憂,”綠盟的發言人說。“這造成了非常多整合的問題,需要不斷無止盡地修復改正。”
在去年日本發生核災後不久,台灣做了一個意見調查,58%的人希望廢除興建核四計畫。龍門發電廠距離有六百萬人的大都會臺北市中心只有40公里。兩個現存的核電廠則距離更近。在福島,日本政府劃定距離受損的廠區半徑50公里以內的區域為自願疏散區;20公里以內則要強制疏散。如果類似的意外發生在台灣任何一個核能發電廠,後果將不堪設想。
核能工業的反擊
既去年的災難之後,儘管許多國家明顯存在著對核能強列的反對聲浪,如德國、義大利、日本跟印度等。有高利潤和受政府保護的核能工業將再次聚集世界各地的推進勢力。 法國核電巨頭法國電力公司的執行長文森特•德•裡瓦茲(Vincent de Rivaz)說:“火車並沒有出軌。儘管火車的進展可能已經放緩,但仍然在軌道上。”
世界核能協會報告,全球目前有60個核反應爐正在建造中,超過163已訂訂單或計劃中。這些數字跟福島事件發生前一個月,2011年2月的報導的情況:62反應爐在建造中,156在訂單中或計畫中比較起來沒有差多少。如《華爾街日報》的評論說:“這些數字揭穿,核電工業在福島核電廠危機後停止在其軌道上的看法。”
日本引起福島縣災難的企業,在這一波新的全球核能反擊行動佔了主導的角色。 “儘管在日本有對建造核電廠的嚴重反彈,但全球對核能的需求並沒有下降,”三菱重工業的大宮英明宣稱日本三個建造核電廠的企業仍正汲汲營營得運作著:“東芝公司目標在2015年之前賣出超過25個核電廠;日立目標到2030年,要銷售38個新的核電廠。而三菱公司稱其在2025年達到一年賣掉兩個核電廠的銷售量的目標只會受到些微的延遲。”(《華爾街日報》2012年3月11)
儘管在日本及一些其他經濟體系先進的已發展國家,如德國和瑞士,漸漸有遠離核能的轉變,但這轉變並沒有發生在發展中經濟體系。尤其是在中國,已經計劃建立超過100個核反應爐,而且到2020年將成為世界領先的核能發電國家。福島核災效應已被證明只是暫時的。在這一周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中國年度「議會」),核能工業的領導人對媒體表示,前一年強制推行的禁止建設新的核電廠的規定,將很快被解除。正如《華爾街日報》指出的“未來核電的成長,很大一部分將取決於北京。”
中國的核能麻煩
儘管中國境內對核電安全和環境問題上的反對日漸上升。批評者,包括黨國內部的學者都戲稱政府的計劃“核能大躍進”。在去年11月,甚至在安徽省的一個地方政府(彭澤縣),向省政府提交了一份請願書,請求停止(臨省江西省)建造新的核能發電廠。
他們警告說,中國缺乏訓練有素的技術人員和對這樣迅速擴張的核工業的國家監管準則。有鑑於惡劣得令人震驚的工業建設和煤炭開採安全記錄,以及中國政府對所有事項的保密,人民的擔心害怕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談到核廢料,其中一些對人致命的核廢料危害會持續25万年。去年七月奪走40條人命的溫州動車事故,也是一個警告。如同核能工業,這涉及昂貴的〝號稱最先進〞技術、頗具聲望的“樣板工程“。核能工業和高速鐵路都仰賴著國家對於引進的先進技術的運用。
中國和亞洲正逐漸成為未來反核抗爭的前線。越南、孟加拉國、馬來西亞和印尼都有發展核能工業的計畫。除了中國的大型核能擴展計劃,韓國、印度、台灣和巴基斯坦都有在建設中的核電廠。在福島核災的創傷直接衝擊之下,這些國家的政府被迫慢下腳步面對核發展的後果,並宣佈較慢且更安全謹慎的做法。但現今核發展的勢力正再度攀升中。
即使是產業內部人士,都對世界上這個新的發展趨勢提出了質疑。 “對於把核反應爐出口到第三世界,如越南、泰國、印尼,我覺得非常擔憂。”擔任台灣原子能委員會核規部主任的陳易彬告訴《華爾街日報》, “我總是對日本人民說,把你們日本的反應爐出口到越南是不道德的 – 他們根本連操作的基礎設施都沒有。”
魯莽的新自由資本主義
過了一年,福島災難仍給日本蒙上一道很深的陰影。政府的反應總的來說,太少且為時已晚。從一開始,獨立的專家批評政府設定20公里的疏散區是不夠充分的措施。美國核能專家阿尼-岡德森(Arnie Gundersen)是個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他在地震和海嘯發生後的幾天之內飛到日本,他說,當他現身CNN跟大家說福島核災是跟車諾比災難一樣的7級災難,日本政府發言人還持續稱這是只有5級。日本政府才在後來被迫升級為7級。
“最直接的後果是,忽略這一個嚴重性等同車諾比事件的事實使他們置很多人的生命於危險之中,並且只有時間會告訴我們確切影響的人數會是多少,”岡德森告訴CTV新聞(2012年3月11日)。 “在未來20年內,我們很可能會看到有一百萬人罹患癌症,但他們會有一個潛伏期,所以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發現。
更令人震驚的是擁有福島核電站的亞洲最大私有化的能源公司,東京電力公司的角色 。最初,該公司希望拯救其“投資,因而拖延了將海水引入核電站的時機,從而加劇了災難。後來,東京電力公司高管想使所有在工廠的應急工作人員撤離,對東京地區的疏散來說是必要的行為。 “控制”福島事故發展的鬥爭很大程度上由(該公司的外包就業結構下的)分包的臨時工完成的。這些福島的英雄中大多數並不享有公司的養老金或醫療保險。
前首相菅直人在稍後宣佈遏制核能工業的措施,停止14個新的反應堆的計劃。但他的接任者,野田佳彥,屈服於核能資本家的要求,在這個問題上完全掉頭改變政策。彭博新聞社(Bloomberg)住在東京的記者皮瑟克(William Pesek),指責野田的掩避事實,並問說為什麼沒有人去坐牢?日本政府反而要求全民一起“分擔痛苦”。
社會主義替代的需求
反對核電的鬥爭是更大範圍的保護環境和防止利潤制度破壞我們世界的鬥爭的一部分。核電曾經被譽為“潔淨”的石化替代能源,但這當然不是,“處置”毒性極高的核廢料的問題已經證實一切。福島縣的災難,以及全球核能工業持續盲目的擴張,顯示能源產業不能置於資本主義的控制之下。
國有營運的台灣電力公司的例子顯示,遵循資本主義路線國營事業只會再現私有企業管理不善和環境破壞的問題,利潤總是擺在人民安全前面。這些國有企業應當撤出股票市場,置於民主控制之下,並由其員工,消費者和廣大的工人階級共同管理。我們需要一個社會主義的能源政策,將重心轉移到乾淨的能源,如風力和太陽能發電。這只能在真正的公有制、對大企業的控制和一個民主的生產計劃下才能夠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