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劾程序與勞工黨的歷史危機
安德烈‧法拉利（Andre Ferrari），自由、社會主義與革命（工人國際委員會巴西支部）
巴西正在經歷史上最深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而且由於傳統右翼和大企業以不民主的手段打壓工人，巴西還出現了大規模的政治危機。同時，這也是勞工黨（PT）在其13年執政過程中所採取的「階級合作」調和路線完全失敗的結果。
5月12日，聯邦參議院解除了勞工黨總統迪爾瑪‧羅塞夫（Dilma Rousseff）的職務。接替她的是巴西民主運動黨（PMDB）的前副總統米歇爾‧特梅爾（Michel Temer）。
在彈劾報告獲得通過時，主持眾議院和參議院會議的議員自己也捲入貪腐醜聞的。就在彈劾程序啟動幾天之後，聯邦最高法院取消了眾議長愛德華多‧庫尼亞（Eduardo Cunha，民主運動黨）的議員資格。
迪爾瑪‧羅塞夫之所以下台，是因為在最主要大企業的支持和慫恿下，巴西一些傳統右翼政黨改變了政治立場。在去年年底之前，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們預計，迪爾瑪‧羅塞夫能夠實行打擊工人權利、推動反改革的政策。他們要求以此使巴西擺脫經濟危機。
迪爾瑪‧羅塞夫也要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希望以此換取精英們的支持，從而保住總統職位。這和她在2014年大選中所持有的立場恰恰相反。當時她以微弱優勢打敗了來自巴西社會民主黨（PSDB）的右翼候選人阿埃西奧‧內維斯（Aecio Neves）。
但是，脆弱的迪爾瑪政府無力應對如此嚴峻的局勢。經濟危機逐漸惡化、失業率不斷上升——失業人口已經超過1000萬——再加上適應衰退時期的財政調整政策，以及對工人權利的打擊，令迪爾瑪成為巴西歷史上最不受歡迎的總統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旨在調查貪腐醜聞的「洗車行動」（Operacion Lava Jato）引爆了公眾輿論。這場由聯邦法官塞爾吉奧·莫羅（Sergio Moro）及其手下檢察官領導的行動涉及到調查勞工黨政府官員。
經濟危機、政府削支和貪腐醜聞意味著迪爾瑪失去了所有社會階層的支持。社會上的消極不滿讓右翼有機可乘，動員成千上萬的中產階級上街。這是數十年來巴西右翼第一次有能力組織起群眾抗議。
由於這些原因，迪爾瑪政府無力實施統治階所期望的反工人階級政策。主要從今年年初開始，大公司的核心集團決定採取彈劾手段。
為了保證達到目的，一切可想到的不民主手段都被用上了，包括貪腐的眾議長的欺騙行徑。對迪爾瑪‧羅塞夫的正式指控——亦即為彈劾提供依據的她所犯下的罪行——包括參與貪腐陰謀、公共支出過多，並在預算中隱藏帳目。
勞工黨的往績
直到最後一刻，迪爾瑪‧羅塞夫還在設法使大資產階級相信，她的政府能夠執行他們想要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她的政策包括，向外國公司開放石油勘探權，以及對國家債務進行重新談判，後者包括嚴酷的削支、私有化和打擊工人。另外，她還推動「反恐法」立法，為社會運動刑事化開闢了道路。
儘管如此，群眾因為感到政變準備發生，將會對民主造成打擊，因此反對彈劾的大型示威還是發生了。勞工黨對其加以利用，並發表誇大的言辭，但事實上不可能為羅塞夫政府的政績做出辯護。與此同時，今次用了不民主的手段推翻政府，開了一個先例，日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群眾的權利可能受到更嚴苛的的打擊。
前總統盧拉（Lula）是勞工黨的主要領導人，也是巴西工運中的歷史性重要領袖。當他面臨入獄威脅時，勞工黨領導人以及受勞工黨控制的社會運動——例如工會聯盟主「勞工統一中心」（CUT）——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激進化，但更多是在言辭而非行動上。
盧拉公開聲稱，他從前採取的「和平與愛」策略結束了。在數千名年紀較大的活躍分子中，對這場歷史性鬥爭的熱情迅速蔓延。這股力量反映出勞工黨的社會歷史根基。
不過這只持續了幾天時間。在5月18日聖保羅的群眾示威中，盧拉給人們潑了一盆冷水。他宣佈自己將加入迪爾瑪政府內閣，同民主運動黨（愛德華多‧庫尼亞和副總統——亦即現任總統——米歇爾·特梅爾的政黨）「就新協議重新談判」，從而阻止國會中的彈劾程序。
儘管存在反「政變」的群眾示威，但是可以看出迪爾瑪、盧拉和勞工黨的政府沒有能力將這場鬥爭進行到底。若要抗爭進行到底，即便國會否決了對迪爾瑪的彈劾，也要採取與迪爾瑪政府的政策完全相反的方案。
迪爾瑪政府和勞工黨領導層自身的性質，就是阻擋反右翼及其不民主手段的鬥爭的障礙。
特梅爾政府
在去年年底之前，有一部分巴西資產階級支持迪爾瑪繼續掌權。原因之一就是米歇爾‧特梅爾缺乏社會基礎。他能領導一個穩定政府的可能性小之又小。特梅爾一直不如迪爾瑪受歡迎。他的名字和貪腐聯繫在一起，而且他正在接受「洗車行動」的調查。
因此，一部分統治階級堅持要求正副總統為他們在2014年選舉運動中的財務違規行為一起辭職。這將導致新的選舉，為選出一個擁有更廣泛支持的新總統提供機會，從而實施統治階級所要求的反改革方案。
在極端情況下，例如特梅爾政府垮台，統治階級有可能選擇重新召開選舉。但就目前而言，巴西統治階級與美帝國主義將所有希望放在了特梅爾政府身上。
儘管特梅爾沒有社會基礎，也不準備參加2018年大選，但這對於統治階級來說不算什麼問題。在某種意義上，這反而符合他們的需要。在現階段，統治階級不需要一個調和日漸激烈的階級衝突的政府。他們過去曾利用勞工黨來實現這個目的。基於其階級立場，他們現在想要的是一個能夠實行猛烈進攻以應對嚴重危機的強硬政府。
特梅爾政府在其成立的最初幾天裡出台了大批政策，例如對工人和貧民的生活水平的攻擊。其短期計劃是實施大規模的反改革措施。停止聯邦政府對醫療和教育的強制撥款會為大幅削支提供了可能性。
奴隸般的工作環境仍然存在於巴西部分地區，那些旨在改善這狀況的政策將會被修改。新一輪私有化即將啟動。政府還宣佈停止已啟動的修建1萬所社會住房的計劃。
遵循著「最壞的東西只用一次」的馬基雅維利主義信條，新政府正設法在其掌權的最初幾個月中實施盡可能多的反改革方案和攻擊。但問題在於群眾已經作出了爆炸性的反應。
不同於1990年代拉美的新自由主義政府，例如巴西的費爾南多·恩裡克·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政府，特梅爾政府所提出的措施——例如私有化或削弱國有部門——得不到群眾支持。拉美各國右翼新政府之所以能夠取得政權，是因為軟弱的「中間偏左」政府未能提出替代方案。所以右翼政府將會極度不穩定。
就在5月12日特梅爾政府成立當天，以「特梅爾，決不！走上街頭，捍衛我們的權利！」為口號，無家可歸工人運動（MTST）領導的「無畏人民陣線」（Frente Povo Sem Medo）在聖保羅召集了上千人的集會。隨後幾天裡，各州都爆發了示威活動。
包括學生的青年人，最近佔領了學校並準備走上街頭。他們在反對特梅爾的鬥爭中越來越政治化。各州公共部門工人已經展開了反對州政府削支的鬥爭。此類削支很快就會遭遇聯邦政府僱員的反抗。新政府取消文化部將會引爆藝術家、知識分子和許多年輕人的鬥爭。藝術學生已經佔領了被關閉的文化部辦公室。
局勢嚴重到如此地步，以至於「勞工統一中心」和其他工會聯盟有可能在多年的無所事事之後被迫發動反對特梅爾政策的總罷工。現在用來團結所有這些動員行動的口號是「特梅爾下台」（fora Temer）。但「勞工統一中心」和那些與勞工黨關係最密切的組織堅持以「停止政變」為口號，間接暗示支持迪爾瑪回歸。
然而，「特梅爾下台」鬥爭中的許多其他組織呼籲進行重新召開選舉。他們也呼籲重新選舉總統和整個國會。問題在於，在社會主義左翼看來，1988年憲法所確立的政治制度已經固化了，導致缺乏最基本的條件在選舉上發動挑戰。因此，有一些人圍繞召集立憲會議這個想法展開辯論，但只是為了改革政治制度。
社會主義自由黨與左翼
憑借在彈劾事件中所採取的立場，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在此次危機中極大地增加了自己的威望。它從左翼重申反對迪爾瑪政府。它抨擊迪爾瑪的政策，但其國會成員正確地投票反對彈劾。
儘管在許多情況下社會主義自由黨的公眾人物沒有充分地和勞工黨劃清界線，但它很可能在10月的選舉中取得很好的成績。不過到時候它也有可能和勞工黨結盟。這樣做將是一個錯誤。
儘管勞工黨領導層已經表明了自己的軟弱，但反對彈劾的動員行動讓勞工黨有機會改頭換面，將自己表現為更具戰鬥性的政黨。但這並不代表勞工黨的政策和特性會發生實質改變。
我們必須建立一個能夠代替勞工黨的社會主義左翼。如果這個任務未能完成，那麼那些無法將反特梅爾鬥爭引向勝利的政治力量就會佔據現存的政治真空。勞工黨想和其他「左翼」或中左翼政黨以及某些社會運動結成聯盟。他們希望通過巴西人民陣線（Frente Brasil Popular）來實現這個目的，並打算讓盧拉參加2018年總統選舉。
但是對於建立社會主義左翼替代來說，至關重要的是建立社會主義左翼與工人陣線，並團結那些未曾參加過勞工黨政府的政黨和社會運動。
有一部分社會主義左翼孤立於最近的鬥爭進程。例如，自稱托派的「工人社會主義聯盟」（PSTU）採取了「全部下台」（Fuera Todos）的口號，其中也包括迪爾瑪·羅塞夫。這讓他們無法和想要彈劾迪爾瑪的右翼分子區分開。「工人社會主義聯盟」沒有看到，對迪爾瑪的彈劾已經改變了局勢，並使工人階級有可能遭受更多的攻擊。他們所優先批評和攻擊的，是那些儘管不支持迪爾瑪但反對右翼彈劾企圖的政黨和運動。
這種宗派主義政策的後果之一，就是「工會和人民中心聖保羅分部」（CSP-Conlutas）——工人社會主義聯盟領導的一個工會組織——的孤立。它本有很大的發展潛力，但現在卻因為這項政策而倒退了。工人社會主義聯盟內部發生了許多分裂，其成員正在就領導層的政策展開激烈辯論。
階級鬥爭已經進入了新階段。這場衝突將為建立比勞工黨－盧拉主義更強大的社會主義左翼創造機會。自由、社會主義與革命（工人國際委員會巴西支部）正為建立這樣一個替代選擇而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