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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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起塵埃,贏得勝利!」巴黎公社150週年紀念

    Harper Cleves    社會主義黨(ISA愛爾蘭)

    150年前,巴黎的工人階級在1871年3月18日建立了巴黎公社,並創造了歷史。這是第一個由工人階級為了自身利益而自行管理的社會:工人政權。雖然公社只維持了72天,但卻能夠實施社會變革,改善整個巴黎工人階級的生活。 1871年,在巴黎普通群眾控制管理的城市裡,在短短幾週內實現的許多變化,是我們今天在世界許多地方仍在為之奮鬥的目標。

    工人發動的革命

    為了理解1871年巴黎激進工人階級的意識,必須回顧一下上個世紀法國工人階級以失望告終的革命努力。 1789年推翻法國封建秩序的法國大革命,是由自詡為法國「平民」的第三等級,對抗第一等級(教士)和第二等級(貴族)。第三等級不僅由擁有財產的資產階級組成,還包括農民、激進的中產階級、手工業者和新生的工人階級。與之前的其他資產階級革命(如美國革命)不同,這個等級中的 「下層部分」(非資產階級部分)圍繞著無產階級組織起來,並竭盡所能在鬥爭中發揮了更為突出的領導作用。

    無產階級與雅各賓派代表的激進資產階級結盟,在1792年至1794年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成立後擁有合法的政治權力。 這一時期法國社會群眾參與革命鬥爭和革命政府,在法國和整個歐洲,都會在他們和後代的意識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如弗朗索瓦•諾埃爾•巴貝夫(François-Noël Babeuf)和亨利•德•聖西門(Henri de Saint-Simon),他們認為工人控制和結束階級剝削是共和國目標的進一步民主延伸,他們就是從這場運動的左翼中產生的。

    時間來到1848年2月,在歐洲各地的起義浪潮中,法國君主路易•菲利普被推翻,第二共和國建立。 6月,在新當選的政府轉向保守後,巴黎工人階級發動了起義。 在1848年革命之前,反應了19世紀30年代的革命運動的作品: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孤星淚》(Les Miserables)中有過著名的描寫:揭示了資產階級的真正忠誠,他們壓倒性地支持君主制,作為對社會動盪和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力量的回應。 現在很明顯,法國資產階級不能像1789年第三等級那樣,自稱是 「法國平民」。 1848年的血腥叛亂最終沒有成功,路易•拿破崙(拿破崙•波拿巴的侄子)當選為總統。 三年後,他中止了選舉產生的議會,並宣佈在他的統治下建立法蘭西第二帝國,成為拿破崙三世皇帝。

    為了工人的革命

    1870年,拿破崙三世在為展示法蘭西帝國的實力而挑起的普法戰爭中失敗了,戰事最終以巴黎被長期艱難圍困而告終。以梯也爾為首的法國新政府向普魯士軍隊投降,並迅速試圖解除巴黎的武裝,尤其是國民警衛隊,其成員絕大多數是工人階級。這絕非偶然,因為巴黎是由工人階級組成的城市,而工人階級一直是法國最近所有革命努力的主力軍,但是他們的物質條件在君主和民選官員的手中不斷惡化,並且剛剛經遭受了普魯士軍隊的殘酷攻擊。

    巴黎的工人階級對已經投降的法國政府構成威脅,因此統治者必須解除他們的武裝。 當法國軍隊試圖從蒙馬特等以工人階級為主的激進區清除大砲時,數千名婦女、男子和兒童阻撓他們,築起路障,將軍隊趕出城市。 在之前的動亂中,革命者一直掛在嘴邊的「公社」現在已經被正式宣布了。 巴黎將由工人管理並為工人服務。

    公社取得的成就

    新成立的公社立即著手創建一個為人民服務而不是剝削人民的巴黎。 公社內部的革命者們明白,要真正改變巴黎的社會面貌,需要被壓迫和被剝削者的大規模參與。 3月26日,舉行了新的選舉,選舉出了反映公社新價值觀的總委員會。 20萬法國人參加了投票,當選者中有1/3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屬的第一國際的成員。 選舉結果得到了巨大的慶祝。

    公社開始實施能立即改善巴黎普通工人階級生活的進步變革。 首先,為了確保當選的代表和官僚不具備使他們的地位高於普通巴黎市民的地位,國家職能部門的官員的薪資將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平均水平,並可被立即罷免。 此外,居住在公社的外國人可立即獲得公民身份,並允許他們投票。 政教分離,宗教由個人選擇,而不是由政府機構強加。 學校特別強調要消除教會的影響。 開始招聘世俗教師,被錄用的女性與男性同工同酬。 通常由特權官僚操作的職位被移交給在該部門有經驗的體力勞動者。

    為了減輕工人階級的負擔和痛苦,公社禁止驅逐流浪漢,並設立了公共食堂,還禁止了當舖的交易:當舖是巴黎困難時期的掠奪性產業,窮人不得不賣掉自己的物品以充飢。

    巴黎工人階級第一次有機會體驗到美術、音樂和戲劇,而這些以前都是法國富裕資產階級的專利。 藝術品開始向公眾開放。 在公社滅亡前幾天,就有免費的、價格低廉的音樂會向公眾開放,在那裡可以看到各種生活背景的人混在一起。

    巴黎人也試圖擺脫前政權的象徵。 在一次由婦女領導的自發行動中,巴黎的工人們沒收了斷頭台,把它拆成碎片,然後燒掉。 今天,斷頭台常被視為左翼的象徵,代表著殘酷的暴君和君王的終結。但在當時,斷頭台最常被用來處決激進的中產階級、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 在摧毀它的過程中,工人階級的婦女和男子正在摧毀一個針對被剝削和被壓迫者的國家暴力象徵。

    此外,在巴黎公社滅亡前不久的5月,旺多姆柱被推倒。 這根柱子是頌揚拿破崙一世軍功的雕像,巴黎的工人階級和窮人都目睹並慶祝了這一事件。 這反映了對軍國主義和法國國家殖民冒險的反對。 歐仁•鮑狄埃創作的《國際歌》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創作的,當時巴黎的藝術成就蓬勃發展,巴黎人日常經營的價值觀念也在不斷變化。 這首歌的歌詞似乎幾乎讓人想起了這幾句地標性建築被推倒的情景。

    「奴才們,起來吧,起來吧! 我們從此改變舊有的傳統,揚起塵埃,贏得勝利!」

    一座正以人們的需要為基礎、以世界勞動者為著眼點來經營的價值觀,正在被寫進這座城市的風景。

    女性所扮演的角色

    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女性往往被限制在歷史記憶的邊緣,但她們絕對是巴黎公社所代表的巨大進步的核心力量。 從公社在婦女的帶領下突然出現,擋住大砲和組成街壘,到女革命者為跨越巴黎的孤立狀態所做的努力:很明顯,婦女在公社成功的幾乎所有方面都發揮了關鍵作用。

    公社內部推行了許多最進步的改革,部分是1871年以前社會主義和左翼婦女組織的產物。第一國際(亦稱為國際勞工協會)是一個思想性組織﹐代表了很多不同的左翼思想趨勢。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工會力量,以及後來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將工人階級視為社會變革的核心動力的革命的社會主義者。

    第一國際法國支部受到無政府主義者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的影響,他從理論上論述了婦女的弱點、愚蠢和不道德。1866年,受這些思想影響的代表們通過了一項動議,該動議指出:

    「從生理、道德和社會的角度來看,婦女在家庭以外的工作應該受到有力的譴責,因為它是種族退化的原因,也是資本主義階級所利用的媒介之一。」

    然而,應該說,這些帶有深刻性別歧視的言論是在許多後來成為主要共產黨員的著名社會主義者反對的情況下提出的。

    這使主要的女性社會主義者需要挑戰這些落後的思想,並開始在自己的圈子和集體中組織起來,同時也與在第一國際法國分部中反對這些思想的男性社會主義者密切合作。 例如,安德烈•利奧(André Leo)是一位小說家,他寫了大量關於婦女受壓迫的著作,1866年,他主持召開了一個新的女權主義團體的成立會議,這個團體將包括許多公社著名的市民:波爾•明克(Paule Mink)、路易絲•米歇爾(Louise Michel)、埃利斯卡•文森特(Eliska Vincent)和諾埃米•雷克盧斯(Noémi Reclus)。 她們的工作重點是改善工人階級女孩的教育。 她們在這一問題上所做的工作為消除教會對學校的影響以及公社聘用世俗女教師奠定了重要基礎。

    在整個1860年代,婦女加入了巴黎的政治俱樂部,在較貧窮和工人階級的地區中,她們具有特殊的影響力。 後來參加了這些俱樂部的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婦女,其中有些是混合的,有些是孤立的,後來成為公社的主要聲音。 他們談到了婦女的工作權,女工獲得的低薪以及合法離婚的必要性。 婦女在公社下的政治俱樂部中變得更加活躍。 在一個俱樂部裡,一個工人階級的女人警告道:「婚姻是古代人類最大的錯誤。 結婚就是奴隸。」另一人說,她絕不允許她16歲的女兒結婚。而且,婦女們很樂意在沒有得到教會批准的情況下與情人同住。 在另一家俱樂部,神職人員和資產階級被標記為一模一樣,使人想起了1789年革命之前第一和第二等級之間的關係。 面對前政權最殘酷的工人階級婦女,對這一制度的性質有著清晰的眼光,現在越來越多地將自己視為政治角色。

    因應法國政權向巴黎宣戰而成立的保衛巴黎婦女聯盟是公社內影響最大的組織之一,它誕生於公社之前政治俱樂部、女權團體和工人階級集體討論的這些思想。 聯盟為老人和兒童的護理設施提供工作人員,並招募護士。 它還把自己的任務看作是政治性的。 它是法國第一個將性別歧視描述為統治階級用來煽動自身權力的工具的婦女組織。 聯合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伊麗莎白•德米特里耶夫是該國際創始文件的俄羅斯原始簽字人之一,在整個公社期間,她與馬克思保持著頻繁的聯繫。

    當公社滅亡時,婦女經歷了一些最惡毒的攻擊。她們被肆意強姦和侵犯。 她們的身體被士兵脫光,暴露在街頭。 在媒體的描述中,她們要么被過度性化,用傲慢的、動物般的語言來描述,要麼被施加男性化的渲染,被視為 「不自然的」。 性別二元製強加給婦女的 「自然 」偏好被用來詆毀為公社而戰的婦女。 法國統治階級對女公社社員的廣泛關注,表明她們的存在對它們在巴黎的廢墟上重建的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的穩定構成了威脅。

    法國政權的反擊

    不可避免的是,具有如此開創性的革命時刻也將出現重大錯誤,因為幾乎沒有以前的歷史例子可藉鑑。 今天最常被提及的錯誤之一是公社領導人低估了法國國家機器的敵意。 雖然不能保證工人巴黎的長期生存,但如果國民警衛隊立即向凡爾賽進軍政府,控制法蘭西銀行(其擁有大量屬於資本主義階級的財富),並且優先與法國和其他鄰國歐洲的工人階級和窮人建立聯結,公社存續的機會將大大增加。

    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後來版本的《共產黨宣言》的一次修正就是以巴黎公社的經驗為基礎的。 在這個修正中,他們指出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真正性質,並指明為了向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必須徹底推翻資本主義國家,把它的所有職能交給工人階級,以進一步下放權力。 這一思想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理論化。

    相反,發生的事情是,在梯也爾領導下的政府以幾乎無法估量的殘酷進行回應。在這場強烈反對中,保守估計有2萬人被法國政府殺害,大約38,000人被捕,7,000多人被驅逐出境。梯也爾政府也違反所有國際條約,授權在劫持人質時進行即興「審判」,允許部隊在沒有任何具體證據的情況下任意屠殺。 工人階級被屠殺,婦女和兒童也不能倖免。 甚至在正式戰鬥結束後,屍體仍留在大街上,以警告倖存者。 統治階級實際上是在對革命的巴黎工人發動一場種族滅絕的階級戰爭。

    有趣的是,在公社初期和整個公社期間,女公社員對政權採取了更堅定的立場。 4月2日,當凡爾賽軍隊向巴黎進軍時,其中一份婦女報紙寫道:「讓我們告訴凡爾賽人,巴黎已經做好了自衛的準備,因為人們試圖奪取她。」

    「告訴凡爾賽宮,巴黎已經準備好為自己辯護,因為人們試圖使她措手不及並解除她的武裝。 讓我們告訴凡爾賽宮,議會說的沒有用,巴黎說的才有用。」

    在拿起武器保衛公社時,她們提到了1789年婦女向凡爾賽宮進軍的事件,當時由婦女帶領的一大批飢餓的巴黎人圍攻了凡爾賽宮,並俘虜了國王路易十六和他的家族。路易絲•米歇爾是主要的女革命家之一,也是一個未婚僕人的女兒,她是圍攻凡爾賽宮的最熱心支持者之一,她知道如果不粉碎梯也爾政府,法國政府推翻公社的努力就不會停止。

    伊麗莎白•德米特里耶夫(Elisabeth Dmitrieff )給馬克思寫信指出,特別是婦女們堅決認為革命必須在巴黎以外的地方傳播,她敦促第一國際總理事會向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發出呼籲。安德烈•萊奧是負責寫給農村工人的宣言《致農村工人》的人之一,她敦促法國的工人階級和窮人加入巴黎的事業。工人階級和革命婦女之所以能夠如此清楚地看到法國的真相,正是因為她們不僅受到製造商的壓迫,因為製造商付給她們的工資比她們也在工廠裡剝削的男人還少,而且還受到國家的壓迫,因為國家維持著高租金、高額的食品成本和少的可憐的社會福利。

    對於今天的教訓

    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敗後出版的《法蘭西內戰》中寫道: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而為人所稱頌。它的英烈們已永遠銘記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心坎裡。」

    公社在僅72天的工人控制下就取得了如此的成就,證明瞭如果由普通工人負責的話,社會將會是什麼樣。 在工人控制下的短短幾週內就實現了向外國人授予公民身份和政教分離的做法,成了當今許多國家仍在為之奮鬥的目標。

    1871年在巴黎發生的事件表明,工人階級不僅能夠成功地造福社會,造福所有人,而且是變革的主要動力。 以少數人的名義對工人階級的無休止的剝削不可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 革命鬥爭,即使是被剝削者的自發反應,也是資本主義自掘墳墓的必然結果。

    在過去150年裡,資本主義為無數次革命動盪創造了條件,其中一些動盪嚴重威脅到資本主義的統治。就像使巴黎公社誕生的男男女女一樣,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階級和窮人試圖通過集體鬥爭來結束他們被剝削的痛苦,並面臨著當權者的同樣反應。這些運動都有勝利的潛力,它們的一個重要教訓是,由於缺乏一個大規模的、有凝聚力的、可以領導群眾的革命政黨,阻礙了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和按照社會主義路線改造社會。

    1871年巴黎工人階級在沒有這樣的一個政黨情況下奪取了政權,這是否與這一教訓相矛盾呢?一點也不。巴黎的工人是第一個採取這種大膽的起義舉措的人,雖然他們只在一個城市裡這樣「只做了十個星期」,僅憑這一點,他們就應該受到今天所有工人的慶祝和尊敬。但是,不僅僅是工人從公社的經驗中吸取了教訓,全世界的統治階級也是如此。巴黎的革命之初,法國統治階級幾乎沒有進行抵抗,他們還在從普法戰爭的失敗中掙扎,他們在巴黎郊區進行了戰術性的撤退,在那裡他們等待著重新集結武裝力量,然後再進行無情的反擊。

    革命黨的重要性不僅在於領導工人階級奪取政權,而且關鍵在於維持政權。托洛茨基在寫巴黎公社時,解釋了在公社取得初步勝利後,這種力量的缺失是如何成為決定性的障礙。

    「這第一個成功成了消極狀態的新根源。敵人已經逃往凡爾賽,這不是一個勝利嗎?在那時,幾乎不用流血就可以打垮政府一夥。在巴黎,以梯也爾為首的所有部長本可以被俘獲,沒有人會出來保護他們。但是也沒有這樣做,因為沒有一個對形勢有全面理解和有實現其決議的專門機構的集中的黨組織。」

    一個革命政黨如果對事情有「全面的了解」,就會認識到粉碎舊的法國資本主義國家並奪取其財富和資源的必要性,以及認識到將革命傳播到法國其他地區以及其他地區的必要性。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吸收了這些教訓,並確保了1917年在俄國的革命取得成功。

    今天,我們處於一個獨特的位置。我們不僅可以從巴黎公社、俄國革命和其他許多革命事件的歷史教訓中獲益,而且我們還擁有一個大大加強的工人階級。這個工人階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國際化、數量更多、更加多樣化、教育程度更高。今天,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加深,全球範圍內被剝削者奮起捍衛自己的尊嚴,並為建立一個適合自己的社會而鬥爭,公社的遺產仍在繼續。

    組織起來,共同行動,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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