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全會難掩中國深陷危機
李甬／大胡 中國勞工論壇
十一月八日至十一日，中共召開第十九屆六中全會。當中最受矚目的是會議中通過的所謂《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習近平麾下的中共遠非「強大」的政權，而是深陷多重危機，而這正是為何六中全會的公開聲明如此行禮如儀。
歷史決議
這份文件又被稱為「第三個歷史決議」，是繼1945年與1981年後中共所作出的第三份所謂的「歷史決議」。對習近平來說，他一直渴望將自己的形象塑造為強大的「歷史性」統治者，以維持對政權內部和整個社會的絕對控制，所以要持續地試圖將自己打造成「黨內歷史地位」堪比毛澤東的人物。而在決議的全文中，談及習近平自身，歌功頌德的部分，甚至遠多於鄧小平，更遑論胡錦濤及江澤民等人。無論一個人是怎樣看待中共及其歷史，沒有人會認真看待這份歌功頌德、山頭宗派的文件，它不過是，只為一個目的服務：讓習近平維持絕對控制、成功第三次以至往後連任。
縱觀現時在中國國內乃至國際間，資本主義體制步履蹣跚地走向一個個危機。全球新冠疫情、氣候危機、新冷戰以及經濟脫鉤，靠舉債苟延殘喘的經濟，都顯示著全球資本主義和中國資本主義，其實就是恆大企業的擴大版。在面對不斷加深的國內外危機，習近平急需加強自身的國內地位以及權威，加強對於中共黨國的個人獨裁，並通過對自己的吹噓和拍馬屁以將這一切行為合理化。
然而在這份「決議文」中，習近平似乎並未完全達至其政治目的。「決議文」 仍然對毛澤東的如文革、三面紅旗、大躍進等政策保持否定的立場。習近平一直被廣泛認為傾向刪除這些對毛澤東的批評，但不是為了毛澤東，而是為了自己。無法讓習近平稱心如意的決議內容，可以理解為習近平正被牽制和檢視儘管可能只是象徵性地。
習近平在明年「連任」其第三任執政地位已成定局。這不是因為他有壓倒性的支持，而是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的反對勢力對任何替代方案都缺乏信心，並擔心太過公開挑戰習近平也可能引發由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習近平意圖將自己塑造為毛澤東2.0，完全是膚淺的做法。與有些自由派評論員的講法相反，習近平和毛澤東的政策事實上相差很遠。「復興」毛澤東只是要強化習近平政策中民族主義和集權主義的性質（尤其是前者），並且以此威嚇那些推崇鄧小平（反毛）、而想走更多自由市場路線的中共派系。
兩個不同的國家
從根本上來看，習近平與毛澤東所統治的是兩個完全截然不同的國家。毛澤東所統治的是一個斯大林主義體制、而非資本主義的國家。計劃經濟得以實行，雖然被官僚由上而下控制。相比之下，習近平卻是作為一個資產階級的領導人，統治著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沒有毛時代的群眾基礎。毛時期的計劃經濟體制即使被官僚控制而窒礙了發展，但仍使毛澤東擁有——建基在革命浪潮和一系列的社會進步措施的——的群眾基礎。毛政權具有相對進步的社會政策，但習政權的則毫無進步性可言。
中國城市人口成倍地增長。習近平過去一直幻想發展中國城市的中產階級，以之作為自己的統治基礎。然而隨著中國經濟放緩，直到現時初現頹勢，城市中產階級的經濟基礎亦趨於衰弱，同時心態上也對未來的前景趨向悲觀。政權回應上述改變的唯一方法，是加強民族主義、鎮壓和「共同富裕」。後者假裝成反資本主義，但至今卻還未產出什麼具體政策。他還加強反動的民粹主義，打壓LGBTQ、香港抗爭者、工運人士，並把他們栽贓為「受境外勢力操控」的。
同時，國內群眾特別是青年工人的意識都日益激進化，這不管是在對於彭帥被性侵的#MeToo運動上、在各行各業的工人如外賣騎手的鬥爭上、還是在控訴各地政府處理雨災災情的無能上都愈來愈活躍。
習近平打擊房地產市場的政策以及加大對資本的控制，在資產階級內加劇衝突張力，產生了一股對前景悲觀及不確定的情緒。這引起了作為資產階級關鍵部分的「紅二代」之不滿。「紅二代」們所不滿的，還包括了習近平僵硬的民族主義外交政策，如此外交路線成了美國帝國主義拿到了籌碼，並極大地惡化了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2021年的一大諷刺，是出口產業成了中國手上最強的卡牌，而這完全是因為疫情相關的因素（全球有許多出口市場處於封鎖狀態）。
商務部亦預計第四季度出口增速將放緩，更明言「明年的外貿形勢可能很嚴峻」。「紅二代」們渴望回到鄧小平「韜光養晦」，與國際資本和平交易的黃金年代。然而，這在現實中只是幻想，因為就算沒有習近平挑起衝突的民族主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會改變他們對中國的立場。原因是，正如列寧所解釋，帝國主義的本質導致了尖銳的、甚至是軍事的競爭，為的是控制全球市場和影響力的範圍。比習近平更靈巧的政策，或許可以減緩和軟化這場爭鬥，但不會消除衝突本身。
實際上，中共內部的鬥爭正是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下的一個縮影，世界上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在此刻都面對著兩條路線的選擇：是要通過加強國家對資本的控制以緩和危機？抑或是通過放鬆管制釋放更多的投機空間以走出危機？社會主義者則解釋為何兩條路都不管用。資本主義注定迎來災難。
習近平並非如主流媒體所臆想的要「重返社會主義」，相反是要通過進一步強化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尤其是強化他的獨裁。相對地，中共獨裁統治集團內支持自由市場的派系傾向於加強市場所佔的地位，吸引更多私人資本和外資。
外貿環境惡化
11月16日，正當拜登剛剛結束與習近平的視象會議，次日轉個頭立即宣佈將與歐盟及日本重新簽署特朗普時期倡議的三方夥伴關係盟約，共同應對「第三國的非市場貿易行為」，這項莊舞劍的盟約無疑意在對付中國。這不僅顯示了習近平與拜登的會面不僅無助於緩和新冷戰（事實上在會議開場公開致辭部分，習近平不斷稱兩國要在一些國際議題上加強「合作」，相反拜登卻反覆強調兩國之間的競爭關係，予人習近平熱臉貼上了拜登冷屁股的印象），反而令國際外交與外貿環境不可挽回地惡化。因此「紅二代」們以及習近平的反對勢力可能在一時三刻沒有能力公開地反對習近平，但在過程中他們會想方設法的干擾習近平的施政，嘗試拖其後腿。比如在10月底，《華爾街日報》報導，習近平嘗試在30個試點城市推動房地產稅的政策，在內部討論時遭到廣泛的反對，習近平不得不作出讓步將試點城市縮減為10個。即便如此，這一政策到底何時落實似乎仍遙遙無期。可見，即便對黨內高層的意見與方向，習近平亦並非如臂使指般得心應手。
現時，中共黨內傾向自由市場經濟的一派仍保留著一定的影響力，在政策上左右著中共的走向，同時也讓現時中共黨內的鬥爭愈趨公開化。這一現象在近期的電荒危機中的表現得尤其明顯。
在過去，習近平一直希望通過政府對能源領域特別是國營發電部門的控制去解決電荒。但面對本年度國際煤價和航運價格的成本急漲的情況，再加上「運動式」減排的「環保」指標，因此造成了在本年電荒期間出現電廠發電愈多虧損愈嚴重的困境。相對而言，以李克強為代表的親市場一派的官僚更傾向於用所謂市場手段去解決問題。在10月中，發改委表示，燃煤電價可在基準價上浮幅度上限從10%大幅調升至20%。
儘管六中全會藉一篇內容空洞的馬屁文章授予了習近平一頂看似耀眼的玻璃王座，但這王座並沒有看上去的那麼牢固。在面對現時內外環境日益緊張惡化的形勢下，中共高層內的路線與利益分歧並沒有因此而消失，反而更進一步地擴大。固然，不管是中共黨內的哪一派，他們的出發點歸根究底仍不過是如何維持中國的專制資本主義，並為自己撈取更大的經濟利益而已。工人階級、青年學生、被壓迫的婦女等需要開始共同組織起來，在中國和國際進行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造，徹底埋葬危及整個人類發展的資本主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