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出版: 22月9日， 2005年儘管近10年來西藏經濟蓬勃發展，每年增加逾百分之十，對中國統治的憎恨現象還是很普遍。這是中國斯大林式政權的高壓官僚體制和鎮壓措施遺留下來的，雖然這些在廢除農奴制和在西藏實行深遠的社會改革方面發揮了作用，但覺醒的藏族群眾卻忽略了它。正如羅伯斯庇爾警告說，人們不喜歡”帶著刺刀的傳教士” 。今天，新的緊張局勢正在出現，因為漢族移民（中國的優勢族群）在西藏首府拉薩和其他城市都多於藏人。根據中國官方數據，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因為’反分裂’的偵破行動，超過五分之一的西藏人口被逮捕或被鎮壓。在無數的反叛過程中，至少有10萬人已經死亡，或被拘留和強迫勞動。雖然自從所謂的」文革」（1966年至1976年）以來，對宗教信仰的管制細則已放寬，但是大多數藏族寺廟被摧毀，攜帶達賴喇嘛畫像—流亡中的藏傳佛教’教主’仍然是一種罪行。儘管這樣，中國政權在西藏的維持仍然十分脆弱。這場衝突起源於1950年，中國革命勝利一年後，由毛澤東進行的對西藏的佔領，並強行把西藏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緊張的民族關係在中國其他地方同樣地盛行，尤其是地廣人稀的邊境地區，在那裡漢族是極少數。正如約翰·伯姆富裡德(John Pomfret)在《華盛頓郵報》所指出的， “中國的兩個最桀驁不馴的少數民族-藏族和穆斯林維吾爾族-所統治的地區，包括150萬平方英里，幾乎有一半的中國大，大部分是歷史上最脆弱的邊境地區”。

近年來，西藏人民一直面臨著一項新的威脅：在一個日益增長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經濟邊緣化問題。這種經濟體系由中國引入，並由漢族商人和專業人士主導。這”大大加劇了城市和農村之間，漢族和藏族之間的收入不平等 “，亞瑟·霍爾考伯（Arthur Holcombe）-西藏扶貧基金主席，一個非政府組織——警告說。即使在國有部門，一個好的領導崗位也必須以中文（普通話）為就業條件。藏族成人識字率是50 ％左右， 與85 ％的漢人相比，城市勞動力市場是不利於土著人口的。

這些又被或多或少公開的對西藏人的種族主義強化了，藏人是”落後的”、”低劣的” ，這些意念幾十年來由北京政權植入，為其鎮壓政策尋找借口。

“這比白人對印第安人的歧視更糟糕” ，持不同政見的中文作家魏京生如是說。

移民和農村貧困 

“中國為西藏的經濟發展政策，”《商業週刊》（2003年9月19日）評論說 ， “也助長了城市貧困，犯罪和色情行業的膨脹，因為年輕，常常有低學歷藏人遷移到城市，但很少有人能找到合法生存的方式” 。

經濟景氣無論如何只是一種城市現象，在很大程度上繞過農村地區， 80 ％的藏族人口居住在那裡。官方數字揭示了在西藏地區可能存在中國最大的農村和城市之間的貧富差距，農村地區的人口是全藏，而城市卻被越來越多的漢族移民占主導地位。在2004年，藏族農牧民的人均純收入是1861元（ 225美元） ，是中國最低收入者之一。在另一方面，專業人士及州政府官員的薪金是最高的，產業工人也是居於上海之後的第二高。在這樣一個時代，當中央政府不能再指揮官員和專家遷移到’戰略性’的地區，那就只能依靠事實上的’西藏特殊政策’運作吸引漢人員到該地區。假日延長了，工作時間縮短，定居者可以得到高原津貼、位置偏遠獎金和大量的其他補貼。

雖然如此，但北京政府以大規模的漢族移民抵禦西藏”分裂主義” 的企圖，收到了好壞參半的結果。官方統計，藏族仍然占西藏自治區270萬人口的93 %，大約有240萬。漢族人口的規模是肯定高於這些數字，當解放軍部隊駐守在西藏自治區和數以萬計的民工湧入。但即便如此，漢族的移民還沒有達到與鄰近的新疆同樣的規模-那裡，他們現在佔到了人口的4 0％-這不是偶然的巧合。除了寒冷、氧氣稀薄的空氣-西藏是被稱為”世界屋脊” -漢定居者還必須勇敢面對普遍的貧困和土著人口的怨恨。在1959年至1999年，共有111000中國官員被送往西藏。其中一些人，至少在最初幾年，是出於革命或愛國熱潮的意義而自告奮勇。大多數人並沒有留下來。

早在八十年代，根據胡耀邦的「藏人自治」運動，漢族官員被勒令回家，成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替罪羊。當時，現任主席胡錦濤，從1988年至1992年，出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的高層職位，在他的任期內，他大部分時間在北京康復他的”高原病” 。這不是胡保持距離唯一的理由。《衛報》上網喬納森·穆斯基（Jonathan Mirsky）回顧說： “我曾經有機會遇到胡錦濤。由於不知道我是一個新聞工作者，他告訴我他多麼不喜歡西藏的海拔、氣候和缺少文化。他讓他的家人留在北京，他告訴我他很擔心如果什麼時候反對中國的起義發生，將沒有西藏人願意保護他” 。

漢族流動工人和復員士兵在拉薩開出租車或者從事建築工作的，他們明顯面對更嚴峻的對抗。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也打算一旦攢了足夠的錢就回家，通常會經過2至3年。正如一個前往該地區的支持西藏運動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認的那樣： “關於中國在西藏存在有一些脆弱。一旦你走出城市9000至10000英尺，那裡就沒有中國人了…大多數中國人真的不想去那裡” [約翰·阿克勒（John Ackerley），ICT，《華盛頓郵報》，1999年10月31日]

為了加強在西藏的統治，中央政府已經建立了快將完成的1142公里的青藏鐵路。這是有史以來在該國享有聲望的工程中最負盛名的和最昂貴的。在高度超過4000米以上的高度，這將是世界上最高的鐵路，在高於許多小型飛機可飛的海拔高度上營運。該項目面臨著巨大的技術挑戰，凍結地帶，氧氣不足，氣壓低。火車發動機將配備渦輪增壓器，以獲得足夠的氧氣運行，而客運車艙也要維持像航空客艙一樣的氣壓。包括保健溫泉和豪華餐廳的一流設施，這列火車象徵了中國當前階級區分的偏好。北京也在西藏興建新的道路，水電工程及發電站，作為一種手段，以加快西藏與中國的經濟一體化。

廢除封建主義

與浪漫的好萊塢理想相反， 1949年之前的西藏作為一個精神王國，情形與歐洲中世紀極為相似。 58 ％的人口是農奴身份，被迫從事無償勞動，為自己的主人，其中大部分是喇嘛（和尚） 。試圖逃跑的農奴遭到殘酷的懲罰，例如笞刑或割刑。即使是《毛：鮮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張戎（Jung Chang）和喬·哈里戴（Jon Halliday）企圖詆毀中國革命，也承認舊的西藏神權（宗教王國）有”非常黑暗的一面” ，他們雖然沒有用更多事實來展開這一觀點，但卻立刻補充說， “毛澤東的統治更壞” 。

西藏封建主義是與佛教分支’喇嘛教’捆綁在一起的，是嚴酷的自然環境下幾百年與世隔絕的產物，這種環境下實現大規模人類定居是不可能的。寺廟本身就是大地主，在1950年擁有百分之四十西藏的耕地。他們還發揮法院和收稅員的作用，對窮人實行苛刻的宗教稅。即使在今天，據估計，西藏人還會付出他們每年收入的三份之一給寺廟。

正如中國的封建儒家系統最終在經濟和軍事壓力的重壓之下崩潰一樣，陳舊的西藏封建主義也會遭到同樣的結局，只不過這發生在中國斯大林主義統治下。自從佛教神權被推翻，人均生產總值（ GDP ）上升了33倍。田間勞作的機械化，提供清潔飲用水和其他基礎設施方面，都有較大改善。但由於這些無可否認的改進措施是官僚體系強加的-通過軍事佔領- 而不是從原著人的社會運動自發發展的（這可能轉向中國工人和農民尋求幫助），這造成了對藏族和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一個巨大和不必要的浪費。

儘管在中國的資本和技術的基礎上，經濟快速增長了，但西藏的軌跡嚴重落後於中共的其他地區，這在衛生，教育和其他許多方面都有對照。根據2000年的人口普查， 45.5 ％的藏族兒童沒有接受小學教育，相對於全中國兒童失學率是7.7 ％ 。跟1959年之前的情況相比，這是一個巨大的改進，那時只有僅2%的藏族兒童完成了小學教育，但與任何中國其他的少數民族相比，藏族迄今仍然是表現最差的。同樣，只有13.3 ％的藏民接受中學教育，全國平均數為52.3 ％ [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 。由於落後的農業條件，農民家庭經常保留兒童，通常是一個女孩，在家工作（這造成了極高的婦女文盲率）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可以從北京的一胎化政策得到豁免。

嬰兒死亡率也大幅降低，從1959年的43 ％ 降到1998年的3.7 ％。但是這仍然是將中國作為整體而言的3倍。男性平均預期壽命也一而再，再而三上升，從1949年的36歲， 上升到今天的65歲，這是當今中國的18個主要民族中排名最低的（中國人的平均壽命為68.9歲） 。

衝突的根源 

漢民族主義分子，其中包括北京政權，關於西藏是中國”整體”的一部分的爭論是錯誤的。無論如何，歷史先例中對於其他小民族的權利是不起決定性作用的，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群眾的意識，特別是工人階級和農民階層。在此基礎上的一系列事件，特別是重大的動盪，民族意識可以在原來並不存在的地方發展起來，正如我們在巴基斯坦和厄立特裡亞等國所看到的那樣。

在過去的1000年，西藏在不同時間成為蒙古帝國、印度莫臥爾、後來是中國的清朝（發音為CHING）的附庸國。西藏在1728年歸順清王朝，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達賴喇嘛和朝廷之間的所謂的”教士-資助人”的關係。清朝皇帝（並非漢民族而是滿族）為達賴喇嘛和西藏的封建精英提供保護，防止內部叛亂，而作為交換，喇嘛教被接受，成為中國的國家宗教，達賴喇嘛成為其”最高精神領袖” 。這項安排與清廷征服北部和西部地區的蒙古族部落的計劃是一脈相承的，他們那裡也實行藏傳佛教。即使有達賴喇嘛的祝福，由清朝發動的對這些蒙古人的征服還是實行了一系列可怕的、慘絕人寰的戰爭。這個過程中，中國向南擴展到了緬甸和越南，向東擴展到韓國，向西進入中亞和西藏。

但在19世紀，由於內部叛亂和外部帝國主義的壓力，清朝開始瓦解，西藏開始擺脫它的控制。20世紀初葉，英國帝國主義爭奪西藏霸權，企圖在中亞尋找一個對抗俄羅斯擴張的緩衝地帶。

英國上校楊赫斯本（Younghusband），率領一支多數為印度人的武裝力量，屠殺了900多武裝落後的西藏人，在1904年強迫拉薩政府實施了一項自由貿易協定。 1906年，強加給腐朽清政府的一項條約，讓西藏成為英國既成事實的保護國。這就是當時所謂’獨立’西藏背後的真實情況，在達賴喇嘛流亡政府的宣傳中，它被想像成一個’黃金時代’ 。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存在的基礎上，對弱小的經濟落後的政府來說，不會有真正的獨立; 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小的『獨立』的公司很難生存，除非是作為大公司的分包商。十三世達賴喇嘛企圖討好英帝國主義，其中包括提供1000多人的藏族部隊，為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鬥。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將西藏轉入英國的勢力範圍，又是另一個外國入侵的恥辱例子，與俄羅斯在1901年控制偽滿洲國和日本在1895年吞併福爾摩沙（台灣）處於同一水準上。收復西藏回歸中國母親的懷抱，成為中國民族主義者的一個信條，從蔣介石到毛澤東和中國的斯大林主義者 。

但是，這不是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態度。陳獨秀——中共創始人，後來又成為列昂·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對派的突出支持者——反對 “自私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並具有諷刺意味地評論說，這些都是”從日本進口的劣質商品”， 跟其他日本貨一樣為中國工人階級所抵制！

1949年革命

1949年的中國革命呈現出一個巨大的歷史悖論。取消資本主義和地主階層，在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基礎上實行工業化，它動搖了中國一個多世紀以來的麻木和衰敗。用卡爾·馬克思的話說， “革命是歷史前進的動力” ，這是活生生的證明。但由於在斯大林主義的領導下——在蘇聯其模式是官僚專政——革命的性質被扭曲了，新政府很快陷入了與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摩擦中，後來又波及到漢族的工人和農民。

與覺醒的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相比——刻畫了列寧，托洛茨基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其他領導人——毛澤東政權的世界觀最好的描述是激進的漢民族主義，結合了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反對和之前中華帝國內對全國少數民族的決不可容忍的沙文主義態度。出於國家安全和漢族威望的雙重理由，西藏、新疆和內蒙古被賦予了重要的戰略位置而不惜一切代價被納入新的國家。由於這種方法很大程度上被壓迫的少數民族的初始善意被浪費掉了。

在內蒙古情況與西藏和新疆的情況有所不同，那裡在20世紀30年代就被日本佔領，那裡的蒙古共產黨人積極參與內戰，反對蔣介石民族主義力量。但時至今天，蒙古的民族主義在年輕一代身上正在上升。儘管在煤炭需求增長的基礎上，經濟蓬勃發展了（內蒙古的國內生產總值名義上從1999年至2004年翻了兩番） ，對民族英雄成吉思汗陵墓私有化的計劃的抗議最近時有發生。儘管在過去雙方都是形式上姓’社’ （實際上是斯大林主義）的國家，但是兩個蒙古——一「內」一「外」——卻被俄羅斯和中國的斯大林式官僚機構分裂開來。

毛澤東和中國斯大林主義者的立場，完全不符合傳統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後者主張少數民族自治。在中國的情況下，新政權只承認在中國政府的權力範圍內”行使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與此相反，列寧在1917年12月採取了授予芬蘭獨立的這立場，因為這明確表達了芬蘭民眾在經過數十年沙皇政權的強迫後渴望獨立的願望。對俄羅斯布爾什維克（共產黨）來說，決定性的問題是不分國界的勞動階層的統一和政治凝聚力的。在列寧領導下，蘇聯憲法賦予所有成員國自決權和脫離權。由於蘇聯斯大林官僚體制的蛻變，這項權利事實上被取消。在蘇聯的最初幾年，由於蘇聯人被推選入蘇維埃-工人理事會-，工人階級通過它來行使權力。相比之下，中國革命的勝利卻沒有民主的工人階級的權力機關，取而代之的是以農民為基礎的人民解放軍的共產黨軍官所組成的官僚體制。對新中國政權的誇張的信仰，用軍事解決的辦法（簡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 ，並結合漢族沙文主義，這意味著沒有解決民族問題。新的爆炸性衝突正在醞釀。

西藏和冷戰

1950年10月，朝鮮戰爭爆發後的3個月，入侵西藏發生了。這意味斯大林主義的「東方」和資本主義的「西方」之間的冷戰急劇升級。迫於急劇升級的國際緊張局勢，毛澤東實施了他的入侵計劃。10月7日，解放軍40000部隊佔領西藏東部城市昌都，粉碎了小小的藏軍，並迫使達賴喇嘛的政府進行談判。這次試探並不是一次全面的入侵，反映了解放軍在高海拔地區支援一支大部隊的後勤問題，因為形勢嚴峻到幾乎找不到任何的道路。

佔領昌都的入侵，恰恰發生在以美國軍隊為主的”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進入朝鮮的前兩天，其目的是推翻北朝鮮的斯大林政權。因此，解放軍進入西藏，旨在預先阻止任何西方國家支持的、由拉薩政府推動的獨立。6月27日，朝鮮戰爭爆發後的第三天，杜魯門總統下令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使台灣海峽「中立化」，挫敗了迫在眉睫的中國對台灣的攻擊。在美國，共和黨右翼所擁護的韓國的聯合國部隊的總指揮官麥克阿瑟將軍，叫囂著要將戰火燒到中國。麥克阿瑟主張轟炸中國的空軍基地，甚至在中方和朝鮮邊境上使用戰術核武器，特別是100多萬中國’志願軍’（事實上的人民解放軍正規軍）在1950年11月介入朝鮮衝突後。在這種情況下，明智的律師團在華盛頓佔了上風，導致杜魯門在1951年4月將麥克阿瑟解職。

杜魯門的立場反映了地緣政治的現實。美國及其盟國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會冒險直接攻擊中國的固有領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一段時期內民族解放鬥爭震撼了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英國的工黨政府勉力盡其義務入朝參戰。無論是美國還是英國，都不能在西藏作出干預。他們想拉印度下水使其有些軍事反應的企圖也被尼赫魯政府置若罔聞。朝鮮戰爭後，美帝國主義確實為西藏零星的反華運動提供過軍火和訓練，但在1969年，亨利·基辛格訪華前夕，這種支持被取消了。通過這次訪華，華盛頓與北京達成了一個歷史性的協議。這是半個世紀以來，西藏領袖們寄予強權（英國，日本，印度，現在美國）的希望第四次灰飛煙滅。

中國政權保護北朝鮮的大量承諾-高達4 0萬的中國軍隊陣亡，其中包括毛澤東的兒子——首先並非源於遠大的共產主義理想的援助，就像官方宣傳的那樣——而是由於美國勝利所帶來的可怕後果（不只是美國的傀儡國家，還有在中國的東部邊界建立其軍事基地） 。然而，由於介入支持一個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原住民的鬥爭，中國政權的干預，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朝鮮，甚至全亞洲都享有廣泛的支持。

‘統一戰線’與封建主義

但是對西藏，中國政權不是對原住居民的一個反封建主義或殖民主義援助，它本身是扮演的是一個軍事侵略者的角色。使事情更糟的是，北京通過一個與達賴喇嘛和西藏封建精英的’愛國聯盟設法鞏固它的地位。
正如一位評論家解釋的那樣， “毛澤東並不急於把革命推進到西藏。與此相反，中共企圖以一種很像清朝的模式來’管理’國家。儘管有革命性的承諾，中共卻首先並沒有嘗試在西藏的任何社會改革。主權優先。只要讓西藏回歸祖國溫暖大家庭的懷抱 ，北京很願意容忍「封建農奴制」的保留 。 ” [《思考西藏》王力雄]

在中國，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政權將著手致力於發展民主，比如：土地革命，在西藏的革命，把土地分給農民，沒收封建的和寺院的房產，深遠的民主權利，包括自決權。在帝國主義時代，伴隨外國資本主義在半殖民地國家的殘酷統治，革命鬥爭將被迫超越這些純粹是資產階級的任務，採取社會主義措施，與中國、印度和國際上的工人和農民的革命鬥爭聯繫起來。

不過，與其立足於西藏那些少數激進的城市知識分子和工人，中共領導人更願意與藏族社會的「頭頭們」打交道。平措汪傑領導的小規模的藏族共產黨，其獨立地位將使複雜的民族問題更加複雜，所以在1948年被強行併入中國共產黨。無奈之下，藏族共產黨人同意放棄他們的口號—”一個獨立的共產主義西藏” ，但仍寄希望於中國革命引導西藏重建 ，讓西藏「像蘇聯的許多自治的社會主義共和國一樣進行自治…它將在中國的主權之下，但由控制藏人控制（《一個西藏的革命者》 平措汪傑） 。 1958年，平汪遭到了中國政權譴責，被斥為”地方民族主義” ，並被判18年徒刑。他的被捕是一個鎮壓的序曲，這意味著北京政權與封建寡頭的政治聯盟崩潰後，藏族社會隨之瓦解。

1951年，毛澤東的政權和當時16歲的達賴喇嘛簽訂的一個條約，是鄧小平在20世紀90年代為香港和澳門制定的”一國兩制”模式的原型。這項政策規定，北京政府絕不會”改變在西藏的現行的政治制度” ，並且”在各項改革的有關事宜中，西藏將不會受制於中央機關” ，協議提供了一個備忘錄，回顧了中國在達賴喇嘛的要求下對西藏的入侵，並讓中共控制外交政策和國防。但是在社會領域，除了減少高利貸的利息及興建一些小型醫院及道路（其實主要是擔任軍事目的） ，在這期間實行的變革非常有限。正像一位評論家所說的那樣， “沒有貴族或寺院的財產被沒收，封建地主繼續繼承著對農民的約束” [《雪獅和龍》，作者邁爾文·戈爾茨坦(Melyvn Goldstein]

毛澤東將此描繪成一個與藏族人民的”聯合陣線” ，而實際上，這是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斯大林在中國的災難性階級合作政策（中共與蔣介石民族主義者的「統一戰線」）的復甦 。當然，此時的不同在於，毛澤東的政權是從一個強勢地位採取行動，他們憑借10萬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的優勢取得了對西藏的最終控制權。在向藏族精英交好的同時，中國政權在藏族群眾中樹立威信的努力處於最無能的狀態。

“漢人提供的新方式讓他們感到迷惑，害怕漢族人敦促「解放」農奴，但又與封建主建立聯盟，又他們因此並沒有大批地加入他們的「解放者」 。 [《現代西藏的誕生》，湯姆·格倫菲爾德]

1954年，達賴喇嘛被任命為橡皮圖章式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會副委員長，儘管事實上他還申請加入共產黨被駁回。在1955年，毛澤東的總理周恩來對西藏精神領袖說：「如果西藏還沒有作好土地改革的準備，那麼等待的時間可再延長50年” 。

1959年叛亂

但是，階級鬥爭和變化在通常情況下並不會按照官僚體制的計劃去發生。在中國本身社會轉型的影響下，舊西藏開始出現裂痕。當時與現在一樣，有一半以上的藏族人口居住在鄰近省份青海，甘肅，四川和雲南。北京政權狹隘的官僚心態意味著：雖然它支持西藏自身”不改革” ，但它看不到有任何理將相同的規則適用於其他省份藏人社區。為了響應農業合作化，1956年初將合作化運動引入這些省份，結果發生了數百起叛亂，超過一萬名藏族人被殺害。 [《解放軍第11師的工作報告， 1952年至1958年》]

美帝國主義通過在尼泊爾的基地，給這個名為”康巴”叛亂的領導提供武器和訓練，。當然，領導這個運動的大多是富農和一無所有的貴族，打著宗教和民族的旗幟，以團結他們背後不發達地區的人口。情況因為「藏奸」對毛派政權的響應再次惡化。解放軍開始炮擊寺院，逮捕高僧大德和游擊隊領導人，分期進行公開處決，以重新樹立其控制。這些事件導致了西藏邊境對面的緊張局勢大幅上升，在那裡，打擊”康巴”反叛力量普遍解讀為在漢族佔多數的地區，對藏族人民和他們的宗教的一種種族滅絕攻擊。大批解放軍增援部隊在1958年年底陸續抵達拉薩的時候，緊張的空氣一觸即發。他們的目標是圍捕60000已經逃到那裡的”康巴”難民。謠言傳播，其大意是：解放軍計劃逮捕達賴喇嘛，導致數千人保衛在他的夏宮周邊，設置路障，並高呼”驅除漢人” ， “西藏屬於藏族人” 。

1959年3月10日的拉薩起義被迅速粉碎，達賴喇嘛和大約10萬名追隨者——其中大部分來自過去的封建精英——逃亡到印度北部的達蘭薩拉。在那裡，一個流亡政府成立了，但只是一個沒有被任何政府認可的政府。毛澤東親自向達賴喇嘛保證他將獲准出逃，主要是害怕佛教國家的反應和他在印度被殺害。起義是一個反動的、封建主義的運動，主要由喇嘛、封建貴族和老西藏軍隊的軍官團支持。但由於北京政權的罪惡政策，並非立足於為社會主義贏得群眾，而是立足於官僚機構”統一祖國”的名義，所以大部分的的藏族人把3月事件看成純粹是一場反對中國佔領的民族鬥爭。

在迅即結束的起義18個月，據解放軍的官方數字，8.7萬西藏人被殺害，大部份的人口被進一步隔離分散。這種窮兵黷武並不是出於西藏的情況多麼嚴重，而是由於北京政權本身的一系列嚴重危機。因為’大躍進’的災難性後果開始初露端倪，對毛澤東的批評越來越多。原先估計1958年全年糧食產量在375萬噸，已大幅減少至只有215萬噸。在接下來的三年內，中國將遭受20世紀最惡劣的饑荒，一系列自然災害加劇了這種情況，多達3000萬人餓死。

拉薩起義一個月後，毛澤東作為國家元首被劉少奇取代（劉是鄧小平的一個盟友），儘管毛澤東保留了最重要的共產黨主席的職務。受到那個時候權力走廊上情緒的感染，毛澤東抱怨自己被像「死去的祖先」一樣對待。在國際領域中，一場尖銳的衝突正在莫斯科醞釀，將在西藏起義後的3個月內公開爆發。 1959年6月，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公開嘲笑毛澤東的公社就像那些”不明白共產主義是什麼或它是如何建立的人”的手工作坊 。在同一個月裡，蘇聯抽回了對中國核武計劃的支持。在中亞這場偉大遊戲的倒行逆施裡，蘇聯的官僚體系為自己玩世不恭的結尾，開始在哈薩克和新疆其他突厥少數民族中煽動反北京情緒。北京對西藏叛亂的高壓反應，是企圖粉碎他們的信仰-在國內和國外-並遏制中國其他地區的’分裂主義’。這應了中國的一句格言：殺雞給猴看。

在經歷了起義後，北京在西藏來一個180度大轉彎：從容忍最惡劣的封建屈辱，到自上而下消除封建主義。考慮到藏族人文化水平和行政經驗水平低，大批漢人的’幹部’ （官僚）被輸送進西藏，以推行新的政策。軍事鎮壓還在繼續，破壞曾作為叛亂基地的寺廟，以及毛澤東認為僧尼和信教群眾要強行結婚的荒誕命令，都是旨在”消滅精英發起造反的能量” [王力雄]

文革 

雖然六十年代初期分配的寺院和封建土地，為中國政權在西藏創造了一個支持的基礎，這在很大程度上又被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在1969年，中央政府決定在西藏引入所謂人的公社（大規模集體農莊） ，比中國的其他地方落後了十年。農民和牧民將此詮釋為對他們10年前剛剛獲得的草場和牲畜的徵用，他們再次武裝起義，席捲了西藏農村。社會主義者都贊成集體農場，因為它可以極大地提高效率。但是，這只能是在自願的基礎上取得，要鼓勵那些選擇加入集體的人。這項工作，必須有一個足夠強大的工業基礎，以提供農業機械、肥料和供應足夠的工業製造品，以換取農產品。在60年代的中國，情況並非如此，更不用說在西藏了。

其結果是超過十年的經濟停滯，因為大部份的農民有效地”按照規則工作” ，以表示抗議。這被那些引進的重大改革——如免費醫療和就學——扭曲了。然而，到1980年，有50萬農民——超過四分之一的藏族人口——比公社來臨之前更差了。伴隨著農業方面的混亂，文化大革命又捲入了一場對佛教信仰的殘酷的鎮壓，搗毀西藏的剩餘寺廟和強制僧侶和尼姑接收’再教育’。而在1959年，在西藏有2463所寺廟，到了1976年只有10所了。據班禪喇嘛所說， “神聖的雕像被用作肥料，佛教畫像被故意用來製造鞋子” 。

1980年，中國領導人承認在西藏犯下”嚴重的錯誤” 。這一點，第一眼看來，驚人的事態只是毛澤東1976年去世後、中國官僚內部尖銳的權力鬥爭的一個副產品。面對經濟危機加深，鄧小平和’改革派’的官僚們主張轉向資本主義的方法，一項政策在初期就遇到了忠於毛澤東的官僚們的激烈抵抗。胡耀邦，激進「改革」派、共產黨總書記，在1980年訪問過西藏，在一個高級官員的會議上指出， “藏人的幹部要敢於保護自己的民族利益” 。胡開始了暴風驟雨般的變化——解散公社，放寬對宗教的迫害，釋放300多名1 959年叛亂中的囚犯，建立區域自治的「藏族化」（ 藏族同胞的幹部替代漢族官員 ） 。在此期間重建了許多寺廟，這不只是北京政權嘗試通過鼓勵宗教逃避現實的手段以安撫民眾，北京政權也看到了一個機會，可以利用旅遊作為一種手段，以振興西藏經濟。但是，當許多訓練有素的官員的離開導致官僚機構陷入癱瘓狀態後，「藏族同盟會」的規模不得不相應縮減。儘管如此，1980年至1985年之間，西藏的漢人口減少了逾40 ％ ，因為大批官僚被遣返原居地。代替他們的那些人，絕大多數是從受過教育的、原西藏優秀傳統宗族首領和貴族中選拔上來的。

胡為西藏選擇的黨委書記是吳景華，一個自由主義者，作為一名彝族人，他是第一個沒有經過漢族委任而達到這一位置的人。為了扭轉前任的強硬路線政策，吳的時期就像”開明復興的統治” ，雖然這很短暫。當排華騷亂在1987年底和1988年初爆發時，吳的”通融”政策被指責為鼓勵”分裂主義” 。這一次，吳的恩人胡耀邦也跌至鄧小平的底線，以”資產階級自由主義” 的罪名被調離辦公室。20世紀80年代末反對中國的抗議活動，為西藏又一個突然的政策改變搭好了舞台。被指責恢復到傳統鎮壓方法的人莫過於胡錦濤。

1989年3月，胡負責實施戒嚴法，並加強鎮壓，這成了3個月後對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活動更殘酷的鎮壓的一個預演。這顯示了在反對西藏”分裂主義”鬥爭中完善起來的鎮壓方法，是怎樣被用來對付漢族的工人和農民，以及中國的其他族裔社區，這個時候，他們不敢提高他們的聲音，反對官員腐敗、不公正和缺乏民主權利。這是所有工人為什麼必須反對中國政權鎮壓西藏的一個原因。

儘管藏族人自己的官員有了很大的增長（1989年達到了該地區官僚機構的66 ％） ，但是有史以來從來沒有藏族人在西藏自治區擔任黨委書記這一關鍵職位。這個職位在中國的國家機構中比名義上的政府首長更加重要。同樣，駐守在西藏的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武裝警察的指揮官一直是漢族任命。這是藏族官員一個特別的反感來源。由於北京的命令，政策無休止的反覆，也導致了藏族官場上越來越多人對真正的自主權理念——或者像香港模式——的支持。這與達賴喇嘛和從舊封建階級抽調出來的、流亡藏人領導們的立場幾乎完全相同，也強調了西藏精英的內外兩翼之間在視野上的廣泛對稱性。

達賴喇嘛削弱「藏獨」 

從表面看，由於北京與達賴喇嘛的代表們恢復的零星會談，中國-西藏的緊張關係似乎已經降溫。20世紀80年代末的獨派抗議活動後，兩黨之間的會談暫時停頓下來。藏傳佛教領袖將鬥爭與西藏的民族運動結合起來，以降低獨立要求，鼓吹”中國內部的真正自治”作為替代方案。這種自我標榜的”中間道路” ——企圖復活1951年至1959年條約中的條款——-是一種認識，即試圖從華盛頓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政府處為西藏獨立而爭取支持的失敗。這也反映了西藏新的特權階層的壓力。他們已經隨著中國的繁榮，被同化和成長起來。

西藏流亡政府的資產階級戰略和政策，已經證明完全破產。儘管達賴喇嘛作為一個藏族的象徵很普及，但在流亡藏人中，對領導層的策略有越來越多的不同意見和批評。藏青會，一個流亡組織，最近警告說，他們將不排除武裝鬥爭以追求獨立。不過，這種做法在20世紀50年代- 60年代已嘗試過，而且又是美國的武裝和訓練。從純軍事的角度看，因為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以及”反恐”精英組織的發展，游擊鬥爭在今天將是一項一邊倒的競賽。所謂的「城市游擊主義」或恐怖主義，以20世紀90年代末新疆的經驗來看，勢必導致國家加緊鎮壓的狀態，並削弱了發展成大規模群眾運動的可能性。

只有社會主義鬥爭——遠離資本家和他們的政府，包括目前北京的親資本主義政權，轉向工人階級，特別是覺醒的中國勞工巨人——可以指明前進的道路。即使西藏實現了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獨立，這對大規模的人口又意味著什麼呢？它的喜馬拉雅另一側的鄰居是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說明在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基礎上”獨立”意味著什麼。不丹和尼泊爾，在現實中不過是印度的附庸國，而錫金，在1918年脫離英國贏得獨立，被認為是一個”失敗的國家” ，並於1975年被印度吸納。

這些國家遭受到很高的嬰兒死亡率（不丹幾乎是西藏的三倍水平）和較低的預期壽命（尼泊爾59.8歲，不丹54.4歲，而西藏則是65歲） 。由於土著統治者採取的政策遵守著帝國主義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願望（中國在其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無論是尼泊爾和不丹，境外難民的數量都大大高於西藏的。上世紀90年代初，不丹政府的種族主義政策驅逐了五分之一的人口（ 134000 ）流亡。尼泊爾，由自己的（印度教）「神王」統治，處於亞洲最血腥的內戰的陣痛中，自2001年以來已奪去10000人的生命。一個偉大的歷史諷刺是：中國政府提供武器給尼泊爾國王賈南德抵抗毛派游擊隊的叛亂，這是因為它擔心「尼泊爾病」可能蔓延到西藏。

社會主義解決方案 

西藏流亡政府領導層的新”中間道路”——與中共政權的媾和-沒有更多可能比其以往的外交謀略更接近成功。在北京看來，會談主要是一種用來轉移國際上對它在西藏的行動進行批評的手段。私下裡，北京的策略或許是要等到70歲高齡的達賴喇嘛死亡， “轉世”成為一個孩子。繼1989年的第10世班禪喇嘛神秘死亡後，已經強加了自己的班禪喇嘛（藏傳佛教中的第二個最重要人物）給西藏，北京認為它可以決定未來達賴喇嘛的選擇。

對於中國政權，僅僅放棄獨立是不夠的，它堅持西藏方面也要明確放棄對”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對香港的安排）的任何希望。就香港的情況而言，北京作出了重大讓步，以保證這個城市國家的資產階級回歸後不會衰退，讓他們的數十億的資產一直在他們身邊。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公式，香港有自己的法律、貨幣和金融體制，雖然它的「議會」只是一個幌子，但人們享有基本的民主權利（集會自由，罷工權等） ，這在中國是獨一無二的。類似的「胡蘿蔔」也已經在台灣眼前搖晃，以哄它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 。但北京擔心——並非沒有根據——類似的優惠在西藏的情況下，將開創極其危險的先例。這將被視為獎勵藏族違抗命令，並為其他省份和地區打開類似要求的閘門。

要取得成功，藏族群眾必須將自己要求民主權利和結束軍事佔領的鬥爭，與遭受嚴重剝削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反抗鬥爭聯繫起來。為了完美的時機，藏族精英要繼續追求與北京媾和，直到工人和農民抗議活動的爆發震撼了幾乎中國的每一個省。藏族青年必須支持並建立與中國工人鬥爭的聯繫，他們打擊的是相同的壓迫者，並尋求從根本上相同的自由：結束一黨統治和警察的恐怖活動；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組織權；通過民主控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來取消階級剝削。在換句話說，西藏的鬥爭必須是社會主義的，要與喜馬拉雅山脈地區、中國和世界的被壓迫的群眾聯繫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