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青 中國勞工論壇
進一步出台「國安」立法表明香港政府正再次出手打壓工會權利，攻擊工人階級。無線電的士聯誼會原定於3月5日舉行的罷工，2月19日在政府的打壓下被緊急叫停。同日，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提出進一步收緊《工會條例》，賦予職工會登記局局長對工會登記生殺大權，可以隨意搜查工會處所，並要求工會的所有外國資金必須經過當局的審查。這標誌著中共和港府即使手持《港區國安法》，《基本法23條》狼牙棒，仍對潛在工人鬥爭爆發心有餘悸，儘管現在香港基本上只剩下親建制的工會，這種情況仍然發生。
2月初由於由來已久的本地傳統的士行業與新競爭者網約車之間的矛盾。由於的士牌照數量有限，當中有超過40%的牌照由公司持有，這使得部分的士司機只能向這些公司租借牌照以經營謀生。而網約車平台的加入競爭令傳統的士司機的生計受損，且直接令那些持有大量的士牌照的公司集團市值暴跌。因此在這些的士公司集團的催動下計劃罷工，以施壓港府打擊網約車平台。
但這次罷工卻在政府的強硬施壓下被緊急叫停。立法會議員張欣宇將的士罷工威脅形容為「不可接受」。香港特首李家超更警告出租車司機不要採取任何過激行為，並指罷工「可能會被別有用心的人『劫持』」。無線電的士聯誼會傾向建制派的主席黃羽庭隨即宣佈接受特首的說法，取消3月5日的罷工行動。
而就在的士罷工宣佈取消的同一天，勞工處提出對《工會條例》進行修訂，以「履行兩項國家安全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職責」。當中包括賦予職工會登記局局長幾乎無限的權力，可以以國安為由拒絕工會的新登記和合併申請，且不得上訴；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者終身不得擔任工會任何崗位；來自境外的資金必須申報並禁止將資金用於本地選舉；禁止工會與境外組織聯繫或在境外組織出任幹事；並賦權局長可以強闖工會處所搜查等等。
總的而言，新的《工會條例》相當於將職工會登記局變成控制香港所有工會的秘密警察，且其權力不受任何制約。事實上，自2020年6月中共和港府的全面實施《國家安全法》、對於基本民主權利及一切反對派進行反革命鎮壓下，香港工會運動早已偃旗息鼓，超過200個工會被迫解散。多名工會幹事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為名起訴並定罪。現時主要的只剩下作為建制一部分的工聯會和勞聯仍在運作。
對於這次的修例，甚至連勞聯都表達了憂慮，擔心日後跟境外勞工團體組織合作或交流，會否「惹禍上身」。可見中共和港府的目的正是準備禁止一切與境外組織的交流，進一步將中國內地的假工會制度複製到香港，最後只留下一個任由官方擺布的花瓶，並作為維穩工具將一切工人運動扼殺於萌芽狀態。
這顯示了2019年運動中，工人運動的潛在力量在事隔多年後仍然令中共心有餘悸，甚至令他們對作為其統治機器一部分的工聯會或勞聯都仍然不放心。他們清楚在日積月累的經濟危機和社會矛盾下，受壓迫的工人無可避免地會奮起反抗。這次的士罷工的危機正為政府發出了警號。
在過去，的士公司集團和的士車主協會等相關組織往往被明確認定為親建制的一分子。如在2014雨傘運動中，的士車主協會和全港的士總會就曾作為政府的白手套，向法庭申請針對旺角及銅鑼灣佔領區的禁制令，令警方有藉口進行清場。而這次發起罷工的無線電的士聯誼會主席黃羽庭亦公開自稱為「愛國者」，但這也沒有打消政府對他們的擔憂，即罷工一旦開始，就可能會觸發對政府更廣泛的不滿。
工人反抗並不會如統治階級所相信，因為禁止更多工會、限制工會權利就隨之而消失。自北京大規模鎮壓以來的五年裡，香港資本主義的社會與經濟危機變得更加嚴重。這反映在65歲以上人口的貧困率上升了42%。房地產危機不斷擴大，貧富差距達到全球最惡水平。中共堵於洩壓閥只能圖一時清靜，卻不能阻止壓力鍋爆炸。在香港和中國大陸，階級問題、工會問題和民主問題都是息息相關。工會之所以受到打壓，因為工人階級總是反獨裁、反資本主義鬥爭中最始終如一的民主、革命的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