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工人」黨

1940年8月7日

問題：依你之見，多數派與少數派之間的政治分歧，是否已經大到了足以使分裂成為正當的程度？

托洛茨基：對這個問題，也應該辯證地、而非機械地來考慮。「辯證法」這個重要的字眼意味著什麼？它意味著要用發展的、而不是靜止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我們實際分析一下雙方的政治分歧的話，就可以說分歧沒大到導致分裂的地步，但如果他們呈現出了背離無產階級、轉向小資產階級圈子的傾向，那同樣的分歧就會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如果他們同不同的社會群體發生聯繫，那分歧就會具有不同的份量。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事實是，儘管多數派採取一切措施避免分裂，少數派還是與我們分裂了。這表明了他們內心的社會情緒，他們覺得自己已經不可能再和我們在一起了。這就是小資產階級傾向，而不是無產階級傾向。如果你要想最新的證據，德懷特·麥克唐納的文章就是極好的例子。

首先，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特徵是什麼？參加革命黨並不是義務，但既然入了黨，就得嚴肅地對待黨。既然我們敢於號召人民用革命來改造社會，我們就肩負著重大的責任，我們必須謹而慎之地看待這一責任。而我們的理論又是什麼呢？僅僅是行動的工具嗎？這些工具就是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因為到現在我們都沒找到更好用的工具。工人對工具並不抱幻想——如果有了最好的工具，他就會小心對待。他不會拋棄這些工具，或是去要求得到荒唐的、並不存在的工具。

伯納姆就是個勢利書生。他加入了一個黨，隨後拋棄它，又加入了另一個黨。工人可不會這麼做。如果他加入了革命黨，對著人們演講，號召他們行動，就像正在打仗的將軍一樣——一個指揮部隊作戰的將軍必須懂得要把部隊帶去哪裡。要是有個將軍說，他的槍炮不好用，發明出更好的槍炮恐怕要等上十年，所以在此之前大家還是先解散回家吧——對這種人你會怎麼看？。這就是伯納姆的理由。所以他拋棄了黨。但失業者仍在，戰爭仍在。這些事情不可以拖延下去。所以伯納姆不過是在拖延自己的行動而已。

德懷特·麥克唐納並不勢利，只是有點蠢。我先引用幾句他的話：

很好，一點也不錯。我再抄幾句：

這就是所謂的「工人」黨的一個領導，他自認為不是無產者，而是「知識分子」。他自稱懷疑一切理論。

我們通過研究、通過建立科學的方法——即馬克思主義——來迎接這場危機。危機來臨了，麥克唐納先生卻說什麼「懷疑一切理論」， 除了他自己那套可疑的理論之外，他並沒有提出什麼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新理論，卻大談獻身革命。沒有了理論，我們怎能開展工作？？群眾鬥爭是什麼，革命是什麼？整篇文章的觀點是模糊不清的，能容忍這樣的人當領導的黨，不是嚴肅的黨。

我再次引用：

他在這裡創造了一套新理論，給法西斯主義下了新定義，但他不過是希望我們懷疑一切理論罷了。所以他也會對工人說，他們用什麼設備和工具是無關緊要的，但對工作必須要有獻身精神，工人會對這種話報以何種激烈的言辭，我可以猜得出來。

這正是失望沮喪的知識分子的特徵。他預見到了戰爭和可怕的時代就在眼前，他看見了失敗和犧牲，所以他膽怯了。他開始散播懷疑論，且仍然以為懷疑論能與革命獻身精神相一致。只有在確信革命是合理的、可行的情況下，我們才能培養出獻身革命的精神。沒有可行的理論，就無法讓人確信這一點。鼓吹懷疑理論的人是叛徒。

我們通過另外的因素來分析一下法西斯主義：

1.法西斯主義與舊的波拿巴主義的相同因素在於，它們都利用了階級之間的對抗，來使國家政權獲得最大的獨立性。但我們從來都強調指出，舊式的波拿巴主義出現在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社會，而法西斯主義則是衰落時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國家政權。

2.法西斯主義，是資產階級企圖在不消滅私有制的同時，克服並逾越新科技與私有制之間的矛盾的嘗試。它是法西斯主義的「計劃經濟」。它是挽救私有制同時遏制私有制的企圖。

3.現代新技術帶來的生產力，與民族國家的有限疆界產生了矛盾。舊的民族國家的疆界無法束縛住新技術，法西斯主義為了逾越這種矛盾，企圖克服它。結果就是戰爭。我們已分析過所有這些因素。

德懷特·麥克唐納會像伯納姆一樣拋棄黨，可能因為他是一個可憐的懶漢，行動來得遲些。

伯納姆曾一度被認為是「好同志」。是的，在我們的時代裡，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使用每個有助於黨的知識分子。我曾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想把迭戈·裡維拉^[1]挽留在我們的運動裡。每個國際都有這種經歷。詩人弗萊利格拉特^[2]也是個跟裡維拉一樣反覆無常的人，他跟第一國際有過糾紛。第二、第三國際與馬克西姆·高爾基有過糾紛。第四國際與裡維拉有糾紛。在這幾個事例當中，他們都與我們分道揚鑣了。

當然，伯納姆曾經與我們的運動有過更密切的關係，但坎農對他表示懷疑。他能寫幾篇文章，在思考方面算是有點技巧，雖然思維欠缺深度，卻又是靈敏的。他能接受你的思想，對其加以發展，就你的思想寫幾篇好文章——然後就把它忘得一乾二淨。作者能忘——但工人不會忘。不過，只要這種人能為我們所用，那也是挺好的，墨索里尼曾經也是「好同志」！

註釋：

^[1] 迭戈·裡維拉（Diego Rivera，1886—1957），墨西哥著名畫家，1922年參加墨西哥共產黨，托洛茨基剛剛流亡到墨西哥時，裡維拉曾一度與他十分接近，但兩人最後還是分道揚鑣了。——校對者注

^[2] 費迪南德·弗萊利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1810—1876），德國詩人，馬克思的好友，曾是革命民主派，擔任過《新萊因報》編輯，並曾加入過共產主義者同盟，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開始逐漸脫離革命運動。——校對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