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馬克斯·沙赫特曼
1939年11月6日
親愛的沙赫特曼同志：
我收到了你寄來的你10月15日[1]演講稿的復本，我已經看過了這篇稿子，當然，我看的時候很仔細，它值得我這麼做。我發現其中有許多出色的想法和構思，在我看來，它們與第四國際的基本文獻中表達出來的我們的共同立場是完全一致的。但我在裡面找不到能解釋你抨擊我們之前立場為「不充分、不完善和過時」的理由。
你說「改變了形勢的，正是那些不同於我們的理論假設和預測的具體事件」。（第17頁）但不幸的是，你談起了「具體」事件，卻說得很抽像，所以我不瞭解它們在哪一方面改變了形勢，這些改變對我們的政策產生了什麼影響。你提到了一些過去的例子。因此，根據你的看法，我們「曾預見並見證」了第三國際的墮落（第18頁）；但只是在希特勒獲勝後，我們才發現有必要宣佈成立第四國際。這個例子舉得不準確。我們不僅預見了第三國際的墮落，也預見了它有改良的可能。只是1929-1933年的德國經驗使我們確信共產國際已無可救藥，無法改良。但是，我們隨後就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的政策：我們提出成立第四國際，來反對第三國際。
但對於蘇維埃國家，我們卻不能下同樣的結論。第三國際是一個黨，是擁有相同思想和方法的人的集合。這些人變得從根本上反對馬克思主義，我們不得不放棄一切改良它的希望。但蘇維埃國家不僅是擁有相同思想的人的集合，它更是社會制度的復合體，儘管官僚的思想在事實上幾乎與十月革命的思想完全對立，蘇維埃國家依然存在著。這就是我們不放棄通過政治革命革新蘇維埃國家的可能性。現在你認為我們必須改變這種態度嗎？如果不是的話，我確信你不會反對它，「具體」事件所造成的根本改變在哪裡？
在這個問題上，你引用了獨立的蘇維埃烏克蘭的口號，你承認這個口號，我表示欣慰。但你又說：「據我所瞭解的我們的根本立場，它總是反對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中的分離主義傾向」。（第19頁）在這方面你看到了「政策上的根本改變」。但：（1）獨立的蘇維埃烏克蘭的口號是在希特勒—斯大林協約之前提出的[2]。（2）這個口號，僅是把我們用革命推翻官僚階層的總的口號，運用在民族問題範疇內的產物。你同樣有權利說：「據我所瞭解的我們的根本立場，它總是反對任何反抗蘇維埃政府的行為。」當然是這樣的，但我們在幾年前改變了這個根本立場。在現在這種情況下，我實在不知道你提出的新的改變是什麼。
你引用了1920年紅軍進軍波蘭和格魯吉亞的事例，你繼續說道：「現在，如果形勢沒有什麼新的變化，為什麼多數派不提出為紅軍進軍波蘭，進軍波羅的海國家，進軍芬蘭……而歡呼呢？」（第20頁）在你的演講的這個關鍵部分，你表明了1920年與1939年之間「在形勢上有些新的變化」。當然如此！形勢上的新變化有第三國際的破產、蘇維埃國家的墮落、左翼反對派的發展和第四國際的成立等。這些「具體的事件」恰恰發生在1920年與1939年之間。而且這些事件充分地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根本改變了我們對克里姆林宮的政策，包括它的軍事政策的立場。
你好像有點忘了，1920年我們不僅支持紅軍的行動，也支持格伯烏（GPU[3]）的行動。從我們對國家的評價的觀點上來說，紅軍和格伯烏之間並沒有什麼原則性的不同。他們的活動不僅緊密相連而且還互相結合。我們可以說在1918年和接下來的一年中，我們為契卡與俄國反革命分子和帝國主義者作鬥爭而歡呼，但在1927年當格伯烏開始逮捕，放逐，槍殺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時，我們改變了對這個機構的評價。這具體的改變發生在蘇德協定之前的至少11年。這就是當你諷刺地說道「多數派甚至（！）拒絕採取我們在1920年所採取的同樣立場……」（第20頁）我感到相當震驚的原因。我們於1923年開始改變這個立場。隨著客觀事實的發展，我們也在逐步前進。對於我們來說，這種演進的決定性關頭是1933-34年。如果我們無法瞭解你所說的我們政策中的新的根本性改變是什麼，那也不意味著我們回到了1920年！
你特別堅持必須拋棄無條件保衛蘇聯的口號，於是你將這個過去的口號解釋成我們無條件地支持克里姆林宮的所有外交和軍事行動，也就是無條件地支持斯大林的政策。不，我親愛的沙赫特曼，這種描述並不符合「具體事件」。我們已在1927年向中央委員會聲明：「為了社會主義祖國？是的！為了斯大林主義的道路？不！」（《斯大林偽造學派》，第177頁）此外，你好像忘記了所謂的「克列孟梭提案」[4]，它表明為了真正保衛蘇聯，無產階級先鋒隊不得不消滅斯大林政府，代之以自己的政府。這是在1927年就已經聲明了的！五年之後我們向工人解釋政府的更迭只有通過政治革命才能完成。就這樣，我們從根本上把保衛作為一個工人國家的蘇聯，同官僚的保衛蘇聯區別開來。因此你將我們過去的政策解釋成無條件地支持斯大林的外交和軍事活動！請允許我們說，這不僅是第四國際創建以來，而且是左翼反對派誕生以來，我們的整個立場的可怕扭曲。
無條件保衛蘇聯，也就意味著：我們的政策並不取決於克里姆林宮官僚的行為、陰謀或罪行，而僅僅取決於我們是怎麼看待蘇維埃國家和世界革命的利益的。
在演講的末尾，你引用了托洛茨基的必須讓對蘇聯的國有財產制的保衛服從於世界革命利益的準則，你繼續說道：「現在，我對我們過去政策的理解是：我們極力否認這兩者之間有可能發生衝突。……我們的舊立場讓其中一方面服從於另外一方面，我對此從來不能理解。如果我懂英語的話，這個詞意味著：要麼兩者之間有衝突，要麼是有這樣衝突的可能。」（第37頁）由此你得出結論：不可能繼續使用無條件保衛蘇聯的口號。
這個論點是以至少兩個誤解為基礎的。保衛國有財產制怎麼會與世界革命的利益發生「衝突」？為什麼會發生「衝突」？你默認克里姆林宮的（而非我們的）保衛政策會與世界革命的利益發生衝突。當然會！每走一步都會衝突！每一方面都會衝突！然而我們的保衛政策並不是跟著克里姆林宮的政策轉的。這是第一處誤解。但你問道，如果兩者之間沒有衝突，為什麼有服從的必要？這是第二處誤解。既然部分從屬於整體，我們就必須將保衛蘇聯服從於世界革命。1918年，列寧與堅持對德國進行革命戰爭的布哈林辯論時，大致是這樣回答的：「如果德國現在爆發革命的話，即使冒著失敗的危險，我們也有職責去發動革命戰爭。德國的革命比我們的革命更重要，如果有必要的話，我們應該（暫時）犧牲俄國蘇維埃政權，幫助在德國建立蘇維埃政權。」此時在芝加哥發動罷工可能不合理，但要是這有助於全國範圍內的總罷工，那麼芝加哥工人就應該將自己的利益服從於階級利益，並號召舉行罷工。如果蘇聯站在德國一邊參戰，德國革命無疑會威脅保衛蘇聯的直接利益。我們會建議德國工人不要採取行動嗎？共產國際肯定會給他們這樣的建議，但我們不會。我們會說：「我們必須將保衛蘇聯的利益服從於世界革命的利益。」
在我看來，你的一些論點已在托洛茨基的最近一篇文章《再論蘇聯的性質》中得到答覆，這篇文章是在我收到你演講的復本之前就寫好了的。
你們有成百上千的新黨員，他們沒有那些我們都曾有過的經驗。我擔心你的解釋會導致他們錯誤地以為我們無條件地支持克里姆林宮（至少是在國際範疇），以為我們沒有預見到斯大林可能同希特勒合作，以為我們沒有注意到這些事件，並認為我們必須徹底改變自己的立場。不對！你演講中其他那些討論過或簡單談過的問題（領導層、保守主義、黨的體制等）暫且不談，單就俄國問題來看，依我之見，為了美國支部和整個第四國際的利益，我們有必要萬分謹慎地檢討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
目前真正的危險並不是去「無條件」保衛應該保衛的東西，而是直接或間接幫助了那些出於民主國家的利益，企圖把蘇聯同法西斯主義政權混為一談的政治潮流，或是幫助了那些為了把馬克思主義或布爾什維克主義同斯大林主義相混淆、而把所有政治傾向都混在一起的有關政治潮流。只有我們才能真正預見事態的發展，當然，我們無法預見那些經驗上的具體細節，只能預見事態的總體發展趨向。我們的力量在於這樣的事實：我們不需要隨著戰爭的開始而改變我們的方向。我們的一些同志被爭取「好的體制」（據我所知，他們從未對此作出準確的定義）的派別鬥爭所動搖，堅持叫囂：「我們失去了知覺！我們的方向原來是錯誤的！我們必須臨時制訂一條新路線！」之類的話，我覺得這是非常錯誤的。在我看來，這是完全錯誤和危險的。
致以最誠摯的同志式的問候
LUND〔托洛茨基〕
副本給坎農。
附：這封信中的陳述遠非完善，因為它不是一篇詳盡細緻的文章，只是我用英語口授的一封信，口授中，我的合作者幫我改掉了一些錯誤。
L．
[1] 這篇演講發表在社會主義工人黨紐約支部的黨員會議上。後來重印在1939年11月14日第二卷第三期的內部公報上。——編者
[2] 托洛茨基於1939年提出獨立的烏克蘭的要求。見《托洛茨基文集（1938-39）》（pathfinder press英文版），第301-7頁；以及《托洛茨基文集（1939-40）》（pathfinder press英文版），第44-54,74-75，90-92 ——編者
[3] 格伯烏（），全稱「國家政治保衛局」（ ），其前身是1917年12月成立的「肅清反革命分子及破壞分子全俄非常委員會（ ），簡稱契卡（），1922年改組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它原是同反革命鬥爭、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但列寧去世後，官僚階層逐漸竊取了政權，它也隨之蛻化為官僚階層排除異己、鎮壓工人階級的反抗、維護官僚專制的工具。——校對者注
[4]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克列孟梭提出取代當時的法國統治者，自己當政，攻打德國人，他的提案被稱為克列孟梭提案。1927年，中國的經驗和英國總罷工突出了共產國際當前的右翼機會主義領導階層的危險。在中國和英國的失敗都增強了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內普通人員的悲觀和消極。官僚階層得以全面控制，開始清洗黨內的左翼。托洛茨基宣佈，要使黨復興，就應該替換當前的領導階層（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等）。聯共（布）中央委員攻擊反對派企圖效仿1914年克列孟梭在法國的顛覆。這就是所謂的「克列孟梭提案」。——譯注